村民参与开发是红河哈尼梯田申遗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docx

? ? ? ? ? 村民参与开发是红河哈尼梯田申遗及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 ? ? ? ? ? ? ? ? ? ? ? ? ? ? ? ? ? 红河哈尼梯田[1]极为秀美，又极为壮观，是真正世界级的文化景观遗产。红河州哈尼梯田管理局和元阳县委、县政府为红河哈尼梯田申遗及地方经济社会文化跨越式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显著，申遗的进度正在加快；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人类农业文明创造的伟大景观将当之无愧地登上人类遗产名录[2]。 建立人类遗产名录是为了永久保存这些珍贵的遗产，而有些遗产项目却在获得它的荣耀后更迅速地衰落，甚至被人为地破坏了。这就要求人们在申请进入遗产名录之前未雨绸缪，更深刻地考虑这些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问题。 人类许多遗产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拮据令当地政府难以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因而通常的做法是将保护与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结合起来，用遗产展示获得的收入支持保护行动。然而这还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在于“第一桶金”从哪里获得。 今天我们可以设想资金的很多来源：公共财政、商业借贷、村民募集、私人机构（公司、企业等），或许还有各种基金。但遗产地保护所需资金数额大，风险高，因而许多可能的措施都变得不现实。相信经过不少努力，包括上级部门的牵线搭桥，目前元阳县才与有关企业合作，并开始修建各种旅游服务基础设施。梯田遗产地的保护与开发工作终于启动。 应该说，各种方案都不会完美，都有缺陷。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哪些缺陷从一开始就应竭力避免。在不同方案中既要比较哪个方案的利大，也要比较哪个方案的弊大。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三思后行，如果利最大同时可行性最大但弊病也最大，这个方案或许将被放弃。弊病大就是没后劲、缺少基础，就是难以为继，就是短期行为，最终将导致资源破坏或重复建设，因此应竭力避免。 现在让我们作一个比较。目前的方案是商业机构参与。通过对最佳观景地点的土地征用，景区被封闭起来收票，景观也相对被垄断。当地居民慢慢也看到了商机，但已经被排除在外，因此分散地在景区门外寻求生意，纠缠旅客、出售劣质产品、提供不规范的旅游服务，甚至截留客源，等等。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国内很多旅游景点都有类似场面。通过对门外市场的整顿，情况也许会好一些。还有一些地方，当地村民被吸收到景区就业，但只能占据一些保安或保洁之类的低技能和低薪金职位。现在对于哈尼梯田景观遗产地而言，情况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大面积的哈尼梯田景观的存在要求哈尼人世代的稻谷栽种，而且是难以进行大规模产业化、机械化替代的辛勤栽种。如果开发后一系列利益不能很好协调，那么水田的栽种就可能被放弃，梯田景观就会不复存在。哈尼人也会到城里打工，因而山寨会变得凋敝。哈尼村民在遗产地开发过程中被边缘化将会导致其村寨和整个文化传承的“空心化”。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三农”问题，或者说是一个特殊的“新农村建设”问题。我们并不怀疑政府将会长期地担负起引导、协调、统筹、说服的工作。但这时问题会变得比较复杂，因为商业机构要求利润最大化天经地义，而政府的利益和商业机构的利益已经捆绑（有股份），因此它怎么做才能体现中立和公正呢？ 另一个模式是现在就将发展和参与工作的重心向哈尼村民倾斜。政府总要投资，总要做工作，那么在商业组织和村民之间可以有选择，有权衡。目前村民的素质显然偏低，受教育时间短，缺少商业传统，因此不会自发地进行高水准的开发操作。但我们不能假定农民永远是农民，不能假定除了人民公社外就不会有股份制的商业合作形式。我们因此可以设想一个更多由当地哈尼族村民自己来主导的发展模式。 如果当地政府能引导、支持哈尼族村民（也可以是其他少数民族村民）组织成股份制的公司，为游客提供较为舒适和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服务：餐饮、住宿、导游、展演、少数民族旅游工艺品甚至交通、通信、金融等，也许这时我们并不需要修建以垄断景色为目标的景区景点，而是让游客在一个更广阔、更自然的民俗生态区中进行多种形式的深度旅游；遗产地的经济收入来自高质量、多元化的旅游服务业[3]。这并不是一种只允许当地哈尼族居民进行的开发模式。旅游市场是开放的，可以有外地的资本和旅游企业进入。但组建商业机构的哈尼村民将在进入旅游市场时有较强的竞争力，也提高了当地旅游服务的进入门槛。 更为重要的是，哈尼梯田作为人文景观遗产、作为少数民族风情旅游景观对当地哈尼族居民的有效、实质性参与有强烈的依赖。如果哈尼人可以在旅游开发当中分享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拥有更多的自尊、自信和自豪感，他们在外地受过更高教育的新型人才愿意回到故乡创业发展，那么他们不仅会更内行地管好梯田，更会有一种内在的动机把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带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去。这种发展模式可能是更值得我们去尝试、去追求的。 应该看到，今天的哈尼人通过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及自身的实践，对现代化的前景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有着强烈的发展和致富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