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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仁和杨白劳 黄世仁和杨白劳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对著名的冤家。黄世仁是大地主，杨白劳是贫雇农。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粮食，黄世仁要抢走他的女儿——喜儿，杨白劳被打死，喜儿的男朋友大春参加了共产党，要推翻这个黄世仁们统治的世界。这个故事表明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但是，如果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个故事就有另外一种讲法。黄世仁和杨白劳完全可以理解为市场经济中的两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交易者，两个市场主体。他们在身份上是平等的，他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当然，实际经济地位不平等，因为黄世仁有钱有粮又有地，而杨白劳无钱无粮又少地。某一年的春天，杨白劳家里揭不开锅了，就找黄世仁借粮食。黄世仁说借一石还两石，杨白劳觉得利息太高。黄世仁说，不行的话，你再走一家问一问。于是，杨白劳就去问了赵世仁、张世仁、李世仁、马世仁。他们都说，借一石还两石，这叫市场利率，也许是高了点，但是这是市场利率。杨白劳这回明白了，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不是黄世仁故意要欺负我。而且黄世仁家离我家还比较近，我还可以省一点运费。 这样，杨白劳回去对黄世仁说，这回我明白了，您是好人，您没想要欺诈我，您就老老实实地开了市场价。我愿意在你这里借粮食，就是借一石还两石。黄世仁说，好，明白就行。可是我还有第二个条件，就是要你找到担保。杨白劳想，担保哪里找去？找得到担保我还来找你黄世仁吗？黄世仁又说了，找不到担保，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作抵押？杨白劳想，我家徒四壁，哪里有东西可以抵押呢？黄世仁又启发杨白劳，你们家的喜儿是否可以做抵押？杨白劳想，还真是没办法。如果不用喜儿作抵押借粮食，意味着春天父女俩都得死。如果用女儿作抵押，运气好，夏天粮食长势喜人，秋天粮食丰收，这一年就渡过去了。运气不好，至少父女俩都可以活过这个夏天。出于经济理性，杨白劳还是把喜儿抵押出去了。当然，有人可能会有不同意见说，人怎么可以抵押呢？其实，人可以作抵押，这说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市场要素发育比较充分。如果人不能做抵押，说明这个市场还是有限制的市场，还是有管制的市场，还不是自由市场、自由经济。 总有那么一年，夏天一场旱灾把土地晒裂了，庄稼晒死了。秋天，杨白劳就还不起粮食。黄世仁按照契约办事，要求杨白劳将喜儿送到黄家。可是，喜儿缺乏契约精神，死活就是不去黄家。杨白劳父女情深，抱头痛哭，哭着哭着，杨白劳也失去了契约精神。黄世仁是个守法公民，他一纸诉讼就把杨白劳告到县法院。县法院一看，这白纸黑字，契约在先，那喜儿就得抵押。可是，县法院说，我们事情太多，警力紧张，执行庭的人都忙不过来，能不能派你的私家保安去执法？黄世仁说，那好吧，我也为县政府做点贡献，给你们节省点执法成本。这样，就派私家保安穆仁智去了。穆仁智到了杨白劳家里，就要抓捕喜儿。喜儿挣扎，双方就发生了肢体冲突。今天，这自由主义的学术规范要求学者得公平客观，用语不能带感情色彩，所以不能说穆仁智要抓喜儿，喜儿要反抗，只能说是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穆仁智贯彻的是现代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用的是法言法语：我在强制执行，你挣扎就是抗法，就是暴力抗法。喜儿却是一脑门子落后的东方的道德话语，不管契约不契约，是人，就不能以强凌弱、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当然，道德的喜儿被法律的穆仁智带走了。杨白劳想不通了，一辈子种粮没粮吃，养个女儿又被抢走了，这社会咋就这么欺侮穷人？他越想越生气，契约精神、守法意识消失了。到第二天五更的时候，他一把火烧了黄世仁的家，把黄世仁一家都烧死了。这就是搞了恐怖主义，相当于孟买的恐怖分子冲进了五星级酒店开枪杀人，或者就像是“9·11”事件中的波音飞机撞毁了世贸大楼。 这个故事是对市场经济内在机制的典型解释。春天，黄世仁得到了杨白劳未来的承诺，杨白劳得到了粮食。一方得到了未来的契约了，另一方可以活命。双方各得其所， 欢天喜地，那叫双赢，那叫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和巴师夏都是对的。可是，到了秋天，一方输了，另一方赢了，这叫零和博弈，起了冲突。当杨白劳一把火烧了黄世仁家的时候，双方关系就进入第三阶段，双输。你看，黄世仁被烧死了，可是杨白劳也被逮捕了，被枪毙了，这不是双输吗？和谐、双赢的市场经济怎么会转到冲突、双输的恐怖主义的结局呢？要害在于春天达成交易那一刻，静态来看、现象上看是双赢，动态来看、本质上讲已经是零和博弈。黄世仁处于强势方，杨白劳处于弱势方。强势方可以剥夺弱势方，达成对于弱势方不利的契约。秋天的冲突结果，在春天那一团和气中、在双赢当中已经就注定了。我相信，如果斯密在这里，巴斯夏在这里，他也会同意我这个推理：市场经济静态看是双赢，动态看是零和博弈，最后的结局是同归于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