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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能源治理：一种机制变迁的视角* 摘 要：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国际石油危机开启了东盟能源治理机制化进程。历经20余年后，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的框架于1999年大致形成。此后，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显著变迁：第一阶段是应对全球性高油价的2000年至2008年；第二阶段是以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主要任务的2009年至 2015年；第三阶段是东盟共同体建成之后的2016年至今，东盟地区的能源发展开始进入与全球能源发展趋势相融合的阶段。每一阶段的东盟能源发展都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其能源治理机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变迁的动因同样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结合国际机制变迁相关理论，本文将上述三阶段东盟能源治理机制变迁的动因分别归结为三点：一是外部冲击：21世纪初期的全球性油价高涨；二是制度环境：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三是认知因素：全球能源发展观念的转变。此外，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的变迁也受到了内生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的能源问题，亦是导致其能源治理机制变迁的重要助推因素。 关键词：全球能源 东盟共同体 能源治理 机制变迁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1)03–0061–88 一、引 言 东盟最初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1967年建立，现在是一个旨在通过相互援助促进更大的区域发展的十国合作框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组织战略研究”（项目编号： 19BGJ077）的阶段性成果。 能源一直在东盟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回顾东盟能源治理演进的历史，1973年发生的国际石油危机使得东盟开始意识到加强能源合作、共同处理能源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76年东盟石油理事会（ASCOPE）的成立开启了东南亚地区能源治理机制化的进程。此后40余年，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经历了缘起、建立与变迁的过程，至今东盟已经建立起了包含组织机构、原则规范和域外合作机制等在内的能源治理机制体系。这期间东盟能源发展经历了一些重要变化：一是东盟面临的能源问题日益复杂化，比如，除了油气的供应与需求问题，东盟还面临着来自高能耗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落后的能源基础设施、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压力；二是该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重要成果，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为基础的东盟共同体于2015年年底宣告成立；三是世界能源发展的趋势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巴黎协定》的达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以及能源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正在改变全球能源发展的版图，向清洁、低碳、智能和可持续的能源体系转型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按照古典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章、规则和协议，也可以指非正式的做法、规范和习惯，甚至还可以指复杂的组织，如公司、司法系统、议会和其他构建经济互动的政治实体。a诺斯（Douglass C. North）认为，社会的制度框架即为约束、调控和规制社会活动的规则，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正式制度一般指国家正式颁布的规章制度，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契约层面的内容；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社会接受和认可的规范、信念、价值观和习俗等因素。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制度进一步适用于国际机制和组织，以及它们的子实体。克拉斯纳（Stephen D. Krasner）对国际机制的经典定义为“在国际关系的某一特定领域中，行动者的期望所围绕的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原则是对事实、因果关系和正直的信念。规范是根据权利和义务定义的行为标准。规则 a Pami Aalto, States and Markets in Energy Policy, in Andrei V. Belyi and Kim Talus ed., States and Markets in Hydrocarbon Sector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43. 是行动的特定处方或规定。决策程序是制定和执行集体选择的普遍做法”。a总的来说，国际机制丰富多样，有的是非正式的惯例，有的体现在明确的条约规则中，还有的是具有精心设计的正式组织。制度的丰富定义反映了制度不仅包括具有正式和明确结构的组织，还包括非正式的规则、规范、世界观和显示的认知框架。b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东盟能源治理机制：一是包括具体的协议、声明、条约、行动计划和正式的组织机构等在内的有形机制；二是由这些有形机制所反映出来的东盟能源治理目标、规范、价值理念等无形机制。具体而言，结合东盟能源治理实践，东盟能源治理机制划分为以下四个类别，其中前三类属于有形机制，最后一类属于无形机制。 第一类是组织机构，主要分为决策机构和实施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