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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游牧文化圈 《贵州民族研究》 2001年10期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1)02-0063-07 历史上所说的“中亚”，即“中央亚细亚”，实际上是泛指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地带，它东起西伯利亚，越过蒙古高原的大沙漠，进入天山南北及土拉平原、吉尔吉斯草原和南俄罗斯草原，向西延伸至黑海、里海之滨。由于这一辽阔地区位于欧亚大陆的腹地，极少受到太平洋和印度洋暖流的影响，因而雨量稀少，大部分地区都是满目苍凉的草原和沙漠，所以，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大都以游牧为生，是所谓“游牧行国”。在这个干燥地带的北缘，从太平洋起，向西越过乌拉尔山，远及巴伦支海，横布着一条狭长的森林地带，住在这里的人，大都以渔猎为生，谓之“打牲部落”。广义地讲，“游牧文化圈”包括游牧民族与打牲部落，他们大抵分属两个体系：属于黄种人的多操阿尔泰语，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属于白种人的多操印欧语，如塞种、哥特。 游牧民族向来引人注目，原因是他们叱咤风云，不断改变政治局势，牵动世界历史。然而，恰好是人们把目光集中在这些惊天动地的战争，却往往忽略了游牧民族的文化，更很少关注他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其实，长期影响世界文化的，一方面是创建“四大文化古国”的农耕民族，另一方面是打通欧亚大陆、沟通东西文化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进入“文明”的时间并不比农耕民族晚，他们很早就建立了“草原帝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不要以为他们“只识弯弓射大雕”，要认真研究“马背上文化”的丰富内涵，看到他们开辟国际交通线、推动世界贸易和广泛进行文化交流的丰功伟绩，重新认识“游牧文化圈”。 与其他文化圈相比，“游牧文化圈”显得格外独特。它不同于“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因为这三个文化圈的文化源来自宗教，通过宗教的媒介传播文化。它也不同于“汉字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植根于农业社会，通过汉字传播文化。“游牧文化圈”则不然，它的主角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是它的社会基础，他们以“尚武”的姿态出现，其活动常常伴随着迁徒、贸易和战争，引起急风暴雨式的激变。这个文化圈极不稳定，随着游牧民族的兴衰而有盈缩，突然放大又突然收缩，极盛时越出中亚，进入中国、印度、西亚及欧洲，使整个世界天翻地覆。本文拟从“游牧行国”讲起，着眼于他们对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游牧行国”与“田园居国”是世界上两大经济文化类型，在“工业文明”产生以前，它们一直主宰着世界。“行国”的特点是：“不郛郭，不宫室，不播殖，寄穹帐”、“逐水草而居”，人随畜走，畜随草迁，居无常处，浪迹天涯。“行国”之民，以牧业为生，以行走求生存，以迁徙求发展，这与世代定居、“老死不出乡里”的农耕民族显然不同。“行国”与“居国”判若天渊，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 与农业经济相比，游牧经济有两点特别不同。其一是游牧经济极不稳定，具有“暴张暴落”的特点。因为牧业生产是以牲畜的繁殖为手段，受气候、水草、疫病的影响很大，天适地宜则六畜兴旺，一旦自然界出现“灾异”，特别是干旱和瘟疫，牲畜就会大量死亡。远不如农业经济那样稳当、安适。其二是牧区经济结构相当单一，不可能像农区那样“自给自足”。游牧民族必须以牲畜、皮毛及其他畜产品和土特产与农耕民族进行交换，换回粮食、布帛、茶叶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因而商品交换始终是游牧民族的生命线。在这里，牲畜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兼有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双重性质，既可作为商品出售，又可作为货币流通，还可以作为财富积累。所以，马克思说：“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民族共同体接触，因而引出产品交换”。 “逐水草而居”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征。然而，水有盈缩，草有枯荣，即令在正常年景，人们也不得不随季节更替而转换牧场。中亚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区，冬长夏短，寒暑变化剧烈，年温差大，降水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干旱现象时常出现，所以必须轮流使用夏秋牧场与冬牧场。春夏之交，冰消雪融，草木旺盛，可供放牧的地方很多，牧场豁然开阔，于是人们携带着帐蓬，驱赶着畜群按一定路线集体放牧，在几片水草丰美的草场上巡回游动。入秋以后，天气渐凉，水枯草黄，牧人思归。迨至降冬季节到来，一派北国风光，只有少数背风、向阳、有水的山谷或盆地可以放牧，牧场骤然缩小，于是人们便纷纷返回驻牧地点。看来，常规性的游牧，是以冬牧场为圆心形成一个游牧圈，其游动半径随季节而有伸缩，由春至夏逐渐放大，由夏至冬日益缩小。 可是，当自然界出现某种异常，灾害接踵而来，常规立即打破，整个游牧圈必须移动，另寻乐土而迁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