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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中产阶级 中国式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本土化生存模式是:生活是自己的,但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是要给别人看的。 　　 　　晚上7点,李延杰走出位于北京海淀区学院路的某幢5A级写字楼,手提着上班时穿的一套正装――他是HugoBoss的忠实拥趸。暮色中,他钻进一辆停在门口等客的出租车,身后的写字楼依然灯火通明,许多和他一样的人继续着永远没有完成时的工作。李延杰的目的地是建国门的一家中餐馆,在他的交际圈子里,大学同学的聚会几乎是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这群5年前毕业于中国最好高校的年轻人,大多分布在北京东边和北边的高档写字楼里,任职于大型的跨国公司,拥有体面的岗位,相对于这座城市的平均薪资水平,他们的收入稳定且丰厚。 　　这样的聚会除了联络感情,更微妙的是,因为同处于一个行业,参与其中的人往往能交换到许多有用的讯息,建立起的资源网络在充满竞争的职场内,是可以相互利用的富矿。李延杰现在工作的这家美资IT公司,正是因为有了同学的内部推荐,他才能顺利拿到这个职位。 　　10点多,他回到位于北三环的家。80平方米总价约合人民币200万元的公寓是他和新婚妻子在去年10月房价攀高时买下的,每个月的房贷月供差不多是8000元。这笔支出对于他和妻子的收入并不代表极大的负担,只是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他们将没有权力中断挣钱的工作。 　　 　　中产阶级新样式 　　 　　与他的同学一样,李延杰被称为这个国家新兴的一个群体,中产阶级(theMiddleClass)。国家统计局曾经在若干年前出过一份充满争议的报告,现在看来仍然不具备科学性。报告称在中国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之间的人群,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而社科院的专家陆学艺最近在接受新华网的采访时则称,截至2021年,中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数的22%-23%,并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权威部门的观察理性且科学,这个人群的成长速度得到统计,而他们的出现对社会结构带来的革新也得到了充分评估。 　　但暧昧的界定指标加上缺乏说服力的证据,这个长期以来隐匿的人群并没有强烈的阶层认同感。“我并不认为我是中产阶级。”李延杰说,“我甚至没有一点自由度,如果我一天不工作,我就会被这个社会抛弃。” 　　李延杰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带着强烈的群体色彩。他有不下5双Tod’s的鞋子,今年打折的时候新购入一双Ferragamo正装皮鞋,上班穿的西装是HugoBoss的,休闲服他喜欢La-coste,而妻子的花销更多的集中在手袋采购上。他们每年都出门旅行一次,热门的海岛游是上选,不久之前的蜜月是马尔代夫的自由行,来回7天的费用大约是4万元人民币。从去年起,他们开始到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看芭蕾舞剧。这样的生活模式与他们的父辈们没有任何的传承关系或相同点,大多数中国家庭没有培养消费主义的土壤。他的生活习惯来自毕业后进入的公司,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都鼓励消费,公司甚至会为员工的某些消费品支出买单,他对品牌的选择性认同来自同事之间的推荐和观察,并且会以此判断同类项――他们在飞机上用Kindle看电子书,有一部以上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几乎不买国内的品牌,认为品法国红酒是生活品质的象征。而在他目前工作的项目组里,无论是一般组员或是项目负责人,最近的热点是电影 《阿凡达》,他们几乎都加入了去电影博物馆排队购I-MAX票的大军中。 　　在通常受到的教育中,中产阶级的形象被严重模式化。他们在房地产的广告片中出现,通常一家四口,衣着得体,孩子与父亲在楼宇间的草坪上玩着飞盘,母亲坐在一边铺野餐垫,一般还会有一条狗。场景换成美国人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梦想是对“美国梦”价值观完全的抄袭。人们已经习惯用美式思维思考如何在中国实现有质量的生活。 　　 　　关于精神的古典记忆 　　 　　中产阶级的概念其实来自于“Bourgeoisie”,一般翻译为“布尔乔亚”,长期以来,中产阶级趣味被直接等同于布尔乔亚生活,这似乎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问题。 　　多重身份的媒体人洪晃试图用消费角度来阐明两者之间的区分,“中产阶级对消费与布尔乔亚很不一样,他们不会像布尔乔亚那样被手工感动,20世纪后半叶的生活节奏要比19世纪不知道快多少倍,所以中产阶级需要新玩意儿,需要创新,需要各种各样新的设计,这样才能不断的满足他们的消费要求。”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 “布尔乔亚”这个词,但你应该听说过“小资”,专指小情小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没有被用滥之前,它似乎比中产阶级更能解释生活意义上的 “布尔乔亚”。法文的bourgeois或 bourgeosie,可能来源于意大利语的 borghesia,前缀 borgo即“村镇”,因而bourgeois最早指村镇上的居民,稍后又指大商小商、手工匠人;中世纪之后,bourgeois成为“中产阶级”的同义词,指有独立身份的城市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