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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生产民粹主义情结考析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生产民粹主义情结考析 摘要：把伯明翰学派纷繁复杂的著作统一起来是学者们共同拥有的文化政治情结。这种情结彰显出对普通大众的关怀，具有显著的“民粹”特征。以霍加特、威廉斯与汤普森为主的伯明翰早期代表人物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宣扬民众文化活动，代表了一种文化生产的民粹主义情结。　　关键词：文化生产民粹主义；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18-0088-02　　伯明翰文化研究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非常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这一点令其与精英立场的大众文化观分道扬镳，彰显了学者们关注平民大众的文化政治情结，这种情结被吉姆·麦克盖根冠名为“文化民粹主义”。通读伯明翰学派的众多著述可以看出，这种文化民粹主义的发展沿着两条清晰的轨线：一种导向生产主义，一种导向消费主义，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文化生产民粹主义肇始于伯明翰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传统（准确地讲是 “左翼文化主义”）。它表明文化研究的立场转移，从传统的精英主义立场转向底层大众的立场，从而导致对文化认识的改变。　　文化主义这个词被理查德·约翰逊用来说明伯明翰学派三位开创人霍加特、威廉斯与汤普森著作的理论统一。尽管三位理论家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告别英国传统精英文化研究，但有一个方法将它们统一起来，那就是“坚持通过对某一社会的文化进行分析—— 一种文化的作品形式和有记载的活动——可以恢复生产和消费该社会的文化作品和实践的男女老少们，应共同拥有规范的行为和思想体系。”这种分析展示了两个特点：一是将文化生产纳入了生产的范围，二是承认文化的共享以及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前者因不满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经济决定论而与其对话的结果；后者与反对传统精英文化路线有关。这种方法肇始于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一书。书中，霍加特流露出了对大众文化的忧虑，他把童年时代作为一名学生在北方工业城市的经历与时下消费社会出现的社会变革进行了对比，追缅了过去美好的工人阶级文化。他在该书的前一部分描写了一个“传统的秩序”；在后一部分描写了“让位给新秩序”，即20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大众文化新形式的威胁。他认为30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是人民亲身创造的文化，“人民创造”是其核心特点，这种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有机关联，融入了民众的意愿和情感，他们自娱自乐，享受生活，而且人民极具合作精神和群体意识，形成了一个个工人阶级的城市中心；这种生活在50年代受到了一种新的商业文化的浸染，这种新文化看起来绚丽多彩，富有魅力，但浅薄枯燥，一味崇尚享乐主义，缺乏道德的感召力。它们以牛奶吧、电子游戏厅的面目呈现，弥散着萎靡不振的气息，它们并非由民众创造却貌似由民众创造，无时无刻不在对民众进行欺骗、控制与强迫活动，肆无忌惮地以新文化的形式对传统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展开进攻。　　尽管与霍加特稍前的精英文化一样，他也怀着对大众文化堕落的忧思，且把抵制大众文化的手段寄厚望于教育。然而也存在一个让他与精英文化产生关键分歧的重要事实：他所缅怀的“美好过去”并非17世纪的有机文化，而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而这正是精英者们反对的“坏文化”。仅此可见，《文化的用途》实际上是对精英主义的一种含蓄批判。他的《文化的用途》对文化的意义与价值更加给予了一种特殊关注，研究的视点体现了一种立场的决定性改变，认为文化创作于工人阶级内部，其著作显示出了“有可能探讨出文化变革所富含的意义”。　　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不同态度彰显了一种文化生产的民粹主义情结，主要体现在于从文化生产的角度宣扬与尊崇民众的文化经验与文化活动，贬低精英文化和商业的价值。这种态度后来逐渐被确立为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一个共守的准则。但是，也许正如阿兰·斯威伍德所认为的那样，霍加特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描述从理论观点来看“也未免过于流俗，只停留在印象的阶段”，他几乎采用的是“流于静态”的“白描式”的方法来展现工人阶级“浮面”的生活，所以他的文化观尚不成系统带有消极性。赋予文化有机的整体观，展示出其变动不居的内涵且跳出文化狭隘定义窠臼的当归功于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入口处的巨人”威廉斯。他通过《文化与社会》与《漫长的革命》一破一立两部著作建构了自己的“共同文化”观。前者开启了文化研究的文化—--社会传统，后者对文化的三种定义使文化的内涵扩大到“生活的总体方式”广度并提到了理论化的高度。工人阶级家庭的出身背景以及在剑桥求学体会到的文化隔阂与歧视赋予了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带有浓厚的民粹主义倾向，促使其一直坚持为自己的阶级奔走呼告，争取平等的话语权。　　威廉斯从某种绝对或普遍的价值观出发将第一种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是对在生活或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