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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 作者：张成福党秀云 教学与研究 2021年06期 自从国家出现以来，如何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始终是每一个国家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对国家治乱和兴亡的研究和探讨也就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议题。国家治理观乃是人们对国家治理的根本观点，是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以及一般规律的理论概括。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社会生活，因而产生不同的国家治理观。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乃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对国家治理这一社会历史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以及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进行了深刻和科学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国家治理的一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对于今天我们从事的国家治理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核心体现在关于国家以及国家治理的本质、国家治理的目标、国家治理的组织原则、国家治理的根本方法、国家治理的政策与策略、国家治理的领导权以及国家治理的改革与发展途径等重大问题的论述上。 一、国家及国家治理的本质观 列宁曾经指出：“未必还能找到别的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1](P25)而这种混乱的根本是在于对何谓国家以及国家本质的认识。国家从其产生之日起，就被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被视为神的意志的产物。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从理性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国家是人类理性的发展。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发展的普遍领域，而市民社会则是绝对精神发展的特殊领域，并由此认为，是理性的国家决定社会，而不是相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国家并不是神秘莫测的宇宙精神或者理念在现实世界中的体现，也不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国家的本质不应该在观念中寻找，而应该在国家的构成部分家庭和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2](P196)也就是讲，社会是构成国家的基础，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在全面考察了国家的起源后，恩格斯得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什么是国家的论断，认为：“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2](P170) 从表面来看，国家所采取的不是阶级组织的形式，而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形式，表现为国家通过官吏来对社会进行管理和统治。马克思主义反对把国家的本质看作是社会共同体的认识。在他们看来，社会共同体仅仅是国家的外表，国家照例是最强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P37)国家的实质乃是阶级的统治，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国家产生的目的在于维护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 尽管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的统治，但阶级统治或者政治统治并非是国家活动的全部内容。事实上，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管理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它进行了它的这种社会管理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这也就是说，在国家活动中，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是相辅相成的，社会管理的履行取决于政治统治，而政治统治的维持又必须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治理，在本质上是国家政治统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在于：(1)阶级性。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的国家；国家的产生是基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国家权力始终是用来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国家在改变其阶级属性之前，始终是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2)强制性。国家乃是有组织的暴力。这不仅仅因为国家是阶级斗争和暴力的产物，还体现在国家组织也是由各种暴力机关组成的。“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4](P115)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区别在于国家是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3)自主性。国家治理的权力来自社会，而又独立于社会，与社会大众相分离。国家权力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