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爱过任何抽象的民族，只爱具体的人.docVIP

\o 点我免费下载微信公众号文章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助手导出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我从未爱过任何抽象的民族，只爱具体的人 2019-01-25 汉娜·阿伦特：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只爱人 汉娜·阿伦特，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1906年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她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排犹主义和帝国主义。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 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 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1 深谙爱情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真正伟大的爱情就像文学杰作一样不同寻常。”这句话用来描述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恋情，再恰当不过。 两位持不同观念的思想者之间保持终生的独特爱情，牵涉到哲学、政治、种族等诸多方面。 1928年，当意识到海德格尔即将离自己远去之际，年仅22岁的阿伦特在4月28日的信中说道：“你给我指引的道路，远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和艰辛，我将为此耗去经久的人生……”　　 沉浸在爱情即将逝去的忧伤之中，阿伦特不可能预计到自己的未来之路与海德格尔指明的并非同一条道路：她是犹太人，而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毕生践行公民精神。这种素养是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的。　 2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同时也是个杰出的伦理学家。她提出“恶之庸常”——极权政治下，人们附庸作恶，视作恶为常事，甚至视之为恪尽职守。这种恶很平庸，很日常化，在作恶者眼里，这些恶都不是恶，不但不是恶，还是一种美德。 这种现象其实早就引起阿伦特的注意与思考，1949年12月14日，她在欧洲旅行时就在给丈夫布鲁希尔的信中说：“德国人依靠终生的谎言和愚蠢在过活。”这句话的背景是离战后德国全民大反思还有十多年，那时候，还有许多纳粹或亲纳粹分子在战后新政权下如鱼得水，参与过各种纳粹恶行的普通德国民众也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阿伦特循着“恶之庸常”，找到了它的发生机制。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在制度与社会和历史文化角度寻找极权主义得以存在的根源，那么此后，阿伦特则以更具个体性的研究视角，挖掘极权主义制度之下，人们是如何从心理和伦理说服自己无奈接受甚至支持极权政治的。　　 阿伦特将关注点落实到具体每个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同样抽象的集体。在1963年7月20日，阿伦特在给索勒姆的信中说：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阿伦特的这一陈述，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彻底表达为“对话关系”。 一种马丁·布伯创立的“我与你”的关系，而不是“我与他”的关系。 3 正因为如此，在震惊美国的小石城事件中，阿伦特以《反思小石城事件》一文，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一种伦理性质疑。它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仅仅依靠威压来消灭差异是没有意义的，人的群体归属感并不能依靠法律来建立，而是依靠内心的真诚来建立，血统、种族等自然差异引发的冲突，得依靠文明本身来逐步解决，而不是依靠强制力来消灭。　　 阿伦特思考所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政府权力是否因为目的是正当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即对权力本身的警惕是核心问题，如果今天因为目的的正当而忽视它，那么明天它就会借此机会消灭一切差异而强行达到一种人为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就是为消灭差异因而消灭丰富性的罪魁祸首。 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是首要的。 阿伦特关注的极权主义之下人的伦理生活和自由制度下人的伦理生活，存在着某种共性——即无论是邪恶制度还是善良制度下，人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 1955年8月6日，阿伦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我已经真正爱上了这个世界。”她要写一本表达生活新感想的书。 这本书就是后来的《人的境况》，最初它被阿伦特取名为《爱这个世界》。 在这本书里，阿伦特甩开了极权主义这一伦理桎梏，继续思考个体伦理责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