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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弈 虎口拔牙 金融博弈 虎口拔牙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增强金融业活力，改善银行的经营环境;将资源配置视野置于全球范围，有助于大幅度引进外资;有利于中国金融企业的跨国化经营;有利于加强金融合作，建立金融安全体系，走上大国与强国之路。但在与国际资本博弈时，中国金融资本在体制、管理、人才等诸多方面面临严峻挑战。 　　 　　近代金融现代化进程 　　 　　6月16日，《华人世界》记者走进了位于上海外滩一侧的金融一条街，这里的欧式风格的银行大楼记载着中国金融业的现代化进程。1920、1930年代，以当时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为代表，中国新式银行业取得长足进步，证券、保险、信托、外汇、票据交换等近代意义的金融市场也萌生勃兴，民族金融业不仅成就了自身向现代化、国际化的第一次转变，同时还在更长历史时期里对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国际化起到了先行和示范作用。 　　中国金融制度的肇始，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对货币的统一，以后历代中央政权虽然或多或少都有相应的金融法规颁行，但在商品化程度低下的年代里，金融业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运作中还只是从属性行业，金融制度建设乏善可陈。 　　鸦片战争之后，围绕严禁官白银出洋、纹银偷漏、禁止私铸等方面，清政府出台了不少禁令，也制定过诸如推行大钱、官票等财政取向的政令，但只是到了1897年设立中国通商银行之后，才陆续颁行了诸如《大清银行则例》、《试办银行章程》等最基本的金融建制性法规。 　　 　　进入民国年间，北洋政府在币制与钞券发行、银行与金融管制、证券物品交易和邮政储金等特种金融方面，出台不下数十种法规，其中《国币条例》是中国第一部得到执行的有关本位铸币的法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则例》和《章程》体现了对政府银行的扶持和监管，《银行注册章程》是关于一般商业银行业的准入规范，《取缔纸币条例》则旨在集中银行纸币发行。 　　孙中山先生早在反满革命年代就提出过“钱币革命”的主张，辛亥革命后，由他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了中国银行，积极筹划统一造币厂，规划了包括商业、惠工、海外汇业、兴农、殖边、农业和储蓄银行在内的多种规章制度文本，体现了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努力。1928年北洋政权垮台后，基本统一关内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继承和光大了孙中山先生重视金融建设的理念，推行了一系列基本金融制度的建设。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适当分离，上海发展为全国性金融中心。 　　1928年，全国意义的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银行条例》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国家银行，由国民政府设置经营之”;“中央银行设于上海，其分支机构得于各地设置之”等，以此为标志，将上海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现代化金融中心，便有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和明确的政策导向。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资银行纷纷走出国门，发展跨国经营。经过10余年的努力，中资银行的海外机构发展已初具规模。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主任刘华芹在接受《华人世界》记者采访时说，中资银行海外业务发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基本上服务于中资机构和华人华侨，服务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业务品种单一，彼此进行着无差异的竞争，在国际市场上基本处于边缘银行的地位。 　　究其原因，固然有体制上、机制上以及战略上等多方面的因素，但一直主要依靠自建分行，较少采用子行形式、通过并购重组来拓展国际市场和延伸发展空间的海外发展模式，也是制约中国银行海外业务发展的主要原因。 　　 　　私募基金中国抢先机 　　 　　与中国金融业走向海外进程缓慢不一致的是，国际私募基金进入速度快了许多。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曾经表示中国可能会采用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的做法，投资国内外的金融和工业资产。淡马锡投资遍布新加坡最大的企业，还有34%投向亚洲其他新兴市场，20%投入发达国家，平均年回报率高达18%。 　　中国资本海外并购之路铺满了棘荆，当初中海油试图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带来的麻烦，使得中国未来海外投资不会以全资收购或控股的方式作出，对每家公司的持股比例估计不会太高。 　　同时，中国估计也会选择投资流动性强的外国资产，这样一旦有金融危机的风险就可以马上变现。还有专家认为，考虑到美国最好的公司已经上市，不排除中国在二级市场收购蓝筹企业的股票。 　　全球私募基金热捧中国机会更是让中国热钱变成烫手的山芋。美国知名的私募股权基金――得州太平洋集团(TPG)近日斥资1400万美元入股云南红酒集团，这是该私募基金首次在中国进行股权投资。云南红酒集团是中国五大葡萄酒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南方最大的葡萄酒品牌。 　　在机械装备业，凯雷已入股行业领航者徐工;在食品业，高盛、鼎晖已相继进驻行业第一和第二大公司双汇和雨润食品;在水泥业，IFC与摩根士丹利已共同向龙头企业海螺水泥注资2亿元人民币;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