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有利于 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判断标准.docxVIP

三个有利于 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判断标准 三个有利于colon;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判断标准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21年12期 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标准，科学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干部群众中乃至理论界，还有些同志对“三个有利于”标准存在一些误解、疑问或模糊认识，最突出的是把它理解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其实，“三个有利于”不是性质判断依据而是价值判断标准，把它解释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将导致理论和实践的混乱。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决不是无谓的争论，它关系到我们在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和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这对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个有利于”是针对凡事先问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提出来的，它实现的是价值判断标准的转换而不是性质判断标准的转换 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判断标准是过去革命导师们未解决好的问题。但必须提到的是，早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曾尖锐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P1079)这是一个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是非标准”。可惜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这个标准没得到很好的坚持。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于“左”的影响，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教条式理解，我们一味追求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搞超越现实生产力水平的“穷过渡”、“割资本主义尾巴”，“文革”期间这种状况发展到极端。那时人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彻底地坚持社会主义，从而才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把姓“社”姓“资”当作社会主义实践的价值标准。这种脱离生产力水平，把理论原则抽象地教条化地加以固守和强化，凡事先问姓“社”姓“资”而后决定其取舍的思维定式，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转变和工作中心的转移，从此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应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例如，对以往过于单一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进行调整，把那些被人为拔高了的生产关系“还原”，把割掉了的个体、私营经济“尾巴”恢复并鼓励它们发展。再如，设立了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和开放区，吸收和鼓励外商来投资办企业。随着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评判我们实践是非得失的标准也应当随之转换。因为上述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如果用过去姓“社”姓“资”标准来衡量，是“离经叛道”的。现实情况也是：由于长期“左”的影响，凡事先问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在人们脑子里根深蒂固，改革开放每前进一步，几乎都要遇到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因而招来种种责难和非议。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对这样一个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究竟应当以什么作为是非得失的评判标准?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先后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作了论述。早在1978年9月16日他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P128)同年12月13日他说：“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2](P150)1979年10月30日他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2](P209)1980年5月5日他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P314)1983年1月12日他强调：“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3](P23)1987年3月27日他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P213)最后，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他用鲜明语言概括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