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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如何落地 社会责任如何落地 就环保社会责任的涵义与演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徐二明与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进行了探讨。对社会责任认知与承担的改变，实际上伴随着社会在经济、科学、公众意识、法律、监管几个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从西方国家环保责任的发展历程可知，制度建设是重中之重，中国依然任重道远 徐二明：这期杂志的主题是社会责任，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毒饺子事件、三鹿奶粉事件中，实际上不仅仅是企业没有社会责任，而是犯罪的问题了。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质量管理，走到今天，我们质量依然是有问题的。究竟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怎么回事，还是想听你从环保角度来讲讲。 贾峰：从西方主流的发展过程来看，企业的环境责任，简单的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属于无责任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属于漂绿阶段，第三个阶段是深度绿化阶段。这三个阶段环保责任的改变，实际上伴随着社会在科学、意识、法律、监管几个方面的进步。 第一，无责任阶段。 从科学认知进步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系统的环境科学还未诞生，生态系统、食物链这样的概念还未出现。现在我们认为是致癌的、剧毒的物质，以及禁止使用、生产的东西，那时还被奉为至宝。比如《寂静的春天》一书指向DDT的过量使用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恶劣影响，出版之后受到很多批评、谩骂甚至攻击，企业发起集体诉讼，媒体也跟着群起而攻之。公众缺乏环境保护的知识，也就没有民意的基础对破坏环境的行为追究责任，立法者就不会制定这样的法律，相应地，就没有执法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根本谈不上环境责任，企业基本上是不经过任何处理，向环境中直接排放污染物。 所以，应该说这就是一个无责任阶段。很多的污染事故都发生在这个时候，比如以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和日本水俣病为代表的八大公害事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是实施工业化的阶段，污染比较严重，处于呈倒U型的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侧。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表明，在倒U型曲线拐点到达以前，污染和经济增长是同步的。过了人均GDP一万美金的拐点以后，基础建设、城镇化、大规模建设完成了，整个产业结构也开始调整，这个时候开始治理污染，经济还在进步，但是整个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开始下降，这也就是“先污染，后治理”。 中国在努力改变这种现象。2021年，中国颁布了《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选了两种主要的污染物，COD和二氧化硫，要求到2021年这两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均要在2021年的基础上减少10%。经过全社会努力，这一目标均超额完成。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对两种新污染物，即氨氮和氮氧化物。总量的减排要求。虽然“十一五”节能减排初见成效，但是全国的排放总量依然大幅超过环境容量，要想实现环境质量的好转，还需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 第二，漂绿阶段。 漂绿阶段伴随着几大事件，比如美国的地球日运动。1962年，号称美国地球日之父的盖洛德·尼尔森（Gaylord Nelson）设法给肯尼迪传信：在总统竞选巡回飞梭演讲时，宣传宣传环保，这对老百姓很重要。肯尼迪照做了，结果没有反应。因为那时，美国人认为环境不是大事，而且美国人很清楚，这会增加公共事务，增加税收，增加公务员和联邦机构，大家干吗要增加税收？所以环保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工业化过程中的反思也更深入和系统全面了。于是，以地球日为代表的公众环境运动开始兴起。1970年4月22日，由美国战后一代为主的年轻人发起，十分之一的美国人走上街头高呼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美国因此而成立环保局，也叫美国联邦环境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缩写：EPA）。 公众环境运动的兴起，为立法者制订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奠定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当然，执法者也应运而生。美国是怎么做的？美国把分散在十几个部委的，跟环保有关的事集中放到一个雨伞下去，这个雨伞就是美国联邦EPA。EPA的一部分权力来自于十几个部委，包括卫生部、国防部、能源部等等。 这时候大多数企业对法律限制是畏于处罚，被迫遵守的态度。遵守法律的成本很高，企业在真的守法与假的守法之间徘徊。迫于社会的压力，有时，企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环保绿色的企业，所以这时候叫漂绿，它心不是绿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染一染。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初期。 第三，深度绿化阶段。 到1992里约环保大会时，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这种变化其实还是源于那几大因素，科学、意识、法律、监管。一方面，这时的法律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更多的是管制，现在管制基础上增加了选项，以前只有大棒子，现在加了胡萝卜。政府开始使用经济杠杆，给企业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