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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七七事变的阴云下 穿行在七七事变的阴云下 70年前的1936年，孙明经写给未婚妻的25封信，在今天被称为情书，但里面没有一个字关乎情爱。 孙明经从南京出发，沿陇海线西行。头上的晴空里有3架日军飞机不断地盘旋，这一天是1937年6月9日，28天后爆发了“七七事变”。而此时的孙明经写给未婚妻吕锦瑗的信中把头上的飞机写成：“为我们的摄影对像更增色不少”。 但是他笔锋一转：“刚才在车站上拍了100多尺。宪警们来盘查了几次，最初怕我们是‘日本人’(近来在陇海路一带侦查摄影的日本人很多)，待我们拿出教育部所发的护照给他们，他们就异常客气了。” 在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讲师孙明经1937年6、7月间那次1万2千多华里的行程中，适逢中日战事由一触即发、战云密布一直到“卢沟桥事变”及至全面抗战的爆发。 70年后的今天，在孙明经66岁的儿子孙健三家中，老人一边讲述一边展开父亲当年亲笔记录那段经历过“七七事变”前后的信件和史料。 孙明经于1937年6月初至7月30日(途中给未婚妻最后一封信的发出日期)开始了他长达两个月的西北考察。 在上世纪30年代这个绝大多数国民还是文盲的国家，教育大家蔡元培同样提出过一个过人的论断：“欲唤起民众救亡，你写了书，你办了报纸刊物，可90％的同胞是文盲……”，这时候不需要认识文字就能看懂的电影和照片显然有独特的优势。 但是要用照片和电影来唤起民众，就需要有电影、摄影的高等教育和培养的过程――而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是为了救亡而把电影和摄影当作大学的一个学科而创立――1936年孙明经临危受命，在他老师的带领下在南京金陵大学创立了教育电影部，并为这一学科创建了课程体系。 北上到达北平后，孙明经6月29日加入了由燕京大学、北平研究院、通俗读物编刊社、河北移民协会等文化机构组成的“西北考察团”，奔赴宁夏和绥远。孙明经跟随赴绥远的队伍。这一天时任北平市长的秦得纯在怀仁堂设宴为考察团饯行。 1933年热河失守以后，张家口已成为事实中的战线前沿，4年后孙明经在此地考察时，看到了和拍下了各色日本人和日本间谍，并拍下了日本特务机关被查封的镜头。 被“长城”替代的“抗日” 考察团7月3日来到大青山下拜谒中华大地上第一块刻有“抗日”二字的纪念碑，早在1933年5月，时任绥远省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第59军军长的傅作义就在距北平城墙仅60里的牛栏山与日寇展开过惨烈的战斗。傅作义部以空前的牺牲击退日军。但因《塘洁协定》的签字，傅部被迫退至绥远。 孙明经看到的却是“华北第5g军长城阵亡将士公墓”几个大字，他在信中写道：“最引人的是长城二字，看上去显然是改过的，据说以前是‘抗日’二字”。 正如孙明经所言，这块碑在1935年6月9日“何梅协定”签字后，日本提出“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要求中国不准在说、写、印、唱中出现“抗日”两个字，所以中方只得把碑上抗日这两个字改为“长城”。傅作义说过，每看到“长城”二字便“如刺在喉”。 这块钱玄同手书的纪念碑由胡适用他大力倡导的白话文书就，胡适在“廿三，五，五”(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五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用白话作碑版文字，颇觉得这种试验不容易。碑文约干五六百字，写到半夜后一点。铭词四行，一气写成，差不多不用改。” 1935年7月。胡适来到绥远，当看到“抗日”两个大字被隐没，替代以“长城”，他在1935年7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墓碑是我作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的，所以拓本流行全国。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胡适又书：雾散云开自有时，埋藏隐晦不?需悲。山灵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经历“七七事变” 1937年7月5日，在“七七事变”的前两天，孙明经已随考察团到达归绥，在给他未婚妻吕锦瑗的信中提到了一个日本人羽山喜太郎。 在归绥的大街上，有辆没有牌号的豪华汽车引起了孙明经的注意，这辆只挂着“羽山公馆”牌子的汽车被携带摄影机的孙明经尾随到它的老巢。这个地方离孙明经下塌的正风中学不远，院子里有一根高高的天线，同时还招摇着一面太阳旗。 门口没有招牌也无人看守，里面的“要人”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本部派驻绥境”的特务羽山喜太郎中佐及其随员。这些人凭着他们常期驻扎绥境的历史，经常随便出入当地各机关。 就在孙明经发现这处特务机关两天之后的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进而揭开全国抗日的序幕，羽山喜太郎携家眷乘车逃遁，结果被绥远省愤怒的人民群起攻之，最终葬身在这块被他肆虐过的土地上。 7月9日，西行至归绥的孙明经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