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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章为什么以我为叙述对象 鲁迅文章为什么以我为叙述对象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021级8班 鲁迅的文章为什么经常以“我”作为叙述者？比如《祝福》、《孔乙己》、《故乡》 探究分解 ①不以“我”为叙述者行不行 ②以“我”为叙述者的妙处 人的精神进行彻底的根柢性的反思，督促中国人冲出思想的牢笼，获得精神的解放，达到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从而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定自己在世界的恰当定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方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即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大声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提出“立人”主张。他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致力的，就是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7年11月10日，茅盾以方璧名义在《小说月报》第十八卷十一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鲁迅论》。茅盾认为鲁迅的价值在于使读者由阿Q等“老中国的儿女”而看到自己的影 子，从中开出反省的道路。这其实是鲁迅在中国最为重要的价值。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指出：鲁迅最根本的精神是“为着将来和大众牺牲的精神”，“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纵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是就当时来说，还是把中华民族对鲁迅的认识推向高峰，是前一时期鲁迅研究成果的精神总结。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新中国成立17年中就已渐占上风的左倾势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国文化遭到空前的大浩劫，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被踏倒在地了，惟独鲁迅被推上了“神坛”，成为“文革”倡导者们恣意利用的政治工具。然而另一方面，鲁迅的书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借以沿续文化脉络的惟一寄托，鲁迅又一次拯救了中国文化。 日本已经形成了悠久的鲁迅学史，以20世纪40年代竹内好的《鲁迅》为起点。《鲁迅是一位思想家》的鲁迅论，是日本的思想家与中国的思想家鲁迅在“抗拒为奴”这一点上达到了“深度契合”。之后伊藤虎丸提出了“个的思想”，认为人只有通过“回心”和“反省”、“看见自己”，才可能“自己成为自己”，达到“个的自觉”的深刻理解使日本鲁迅学界的鲁迅观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北冈正子和丸山升则是实证学者的代表。木山英雄以诗性哲学家的思辨见长。藤井省三、丸尾常喜、吉田富夫、中井政喜、工藤贵正等则善于寻找研究的切入点。而最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地方是日本学界的调查实证精神，主要体现在仙台平凡社和东北大学阿部兼也、花登正宏等先生关于鲁迅在仙台的调查记录和《鲁迅医学笔记》的翻刻、解题。 日本统治第一时期(日帝时期)的李明善是早期研究鲁迅的代表。他在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鲁迅研究》。在他眼里，鲁迅后来成了一位通过杂文指向革命的富有理想情怀的文学家。他后来站在北部的立场参加南北战争而牺牲。第一时期的左翼作家韩雪野(1900-1976)的作品直接受鲁迅的影响。日帝时期他写了《摸索》《波浪》等短篇小说，明显受到鲁迅《狂人日记》和《孔乙己》的影响。金史良(1914-1950)的短篇小说《天马》和《Q伯爵》，也都受到鲁迅的正面影响。刘阳善(1952- )的《狂人日记》可说是完全模仿鲁迅的《狂人日记》，而朴景利的《给Q氏》则明显受到《阿Q正传》的影响。日本鲁迅学家伊藤虎丸先生。 韩国的鲁迅研究也具有悠久的历史、丰硕的成果和深度。1920年，韩国的学者梁白华就把日本中国学家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打漩的文学革命》翻译成韩文，把鲁迅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狂人日记》介绍到韩国，至今已有85年，形成了相当成熟的鲁迅学学科规模，朴宰雨主编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就是重要的见证。岭南大学法律学院的朴洪奎(1952- )教授在2002年出版的《自由人鲁迅》一书中解释“我喜欢鲁迅的原因，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作为批判性自由人，再没有像鲁迅那样彻底的人物”；“我不赞同把鲁迅当做民族主义者”；“鲁迅对反权力、反奴隶的呐喊，不仅在中国有效，同样，在韩国也有其说服力”。李泳禧是众所周知的“韩国的鲁迅”，他从1950年代末开始偷偷接触鲁迅，视鲁迅为其社会实践的导师来学习，成为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对韩国民主化的贡献是很大的。李光洙是具有代表性的最早表达启蒙思想的文学家，但他在1936年1月6日载于《朝鲜日报》的《对战争时期的作家态度》一文中，却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他以日文发表的短篇小说《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