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王蒙与《中国天机》及其他.docx

PAGE PAGE 1 漫话王蒙与《中国天机》及其他 　　 　　徐兆淮 　　古人有句名言：四十而不惑。可到如今，我早已年过古稀，临近耄耋之年时，对自己七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对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那段时期的社会状态，及自己的思想历程，尚留存着一些解不开的谜团。在身体日衰精力不济，自觉所剩时光不多的情况下，想做一个清醒明白的老人的愿望，一直缠绕着我，我一直在找寻着等待着解开心中谜团的那一时刻。 　　一 　　偶然读到王蒙的《中国天机》。我与王蒙相识已久，十几年前，我与老伴带着孙子在北戴河“创作之家”度假时，曾有缘与王蒙见过一面，并摄影留念。如今，那张四人合影正放在我的书架上。我也不时地便瞥上一眼。 　　说起与王蒙的北戴河之见，自属偶然之事，但作为编辑和读者甚至文友，我与他的相识相聚，便非偶然了。早在1980年前后，王蒙刚从新疆返京暂住招待所时，我即以《钟山》编辑的身份前去拜访并约稿。随后，他与夫人崔大姐来宁参观雨花台烈士墓时，我曾陪同前往，并摄影留念。上世纪90年代，王蒙来南大中文系讲学，应南大之约，我俩又曾在南大餐厅聚会一次。作为读者和编辑，我与他见面叙谈大约有近十次之多，相互通讯三四次。我曾为此写过《生日拜访》和《关于王蒙与稀粥的随想》两篇随笔类文字。 　　此外，王蒙还曾应约为《钟山》写了七八篇中短篇小说和创作谈及散文类作品，其中1981年在《钟山》首发的中篇《风息浪止》曾获第一届“《钟山》优秀中篇奖”，《钟山》又特地开辟“作家之窗”专栏，同时刊发王蒙的新作、创作谈和作家小传，及评论家何西来的长篇评论文章。随后，《钟山》在举办庆贺创刊十年和二十年活动时，王蒙曾热情题词鼓励。即使在他晚年所写的《中国天机》 （以下简称《天机》）中，在提及1980年代全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时，也不忘提及《钟山》。 　　作为一个与新中国一道成长的老编辑，我中学时代经历过除四害、反右运动、大炼钢铁、大跃进狂潮;大学时代参与过反右倾运动，在随之而来的大饥荒中饿肚皮，曾为一块烧饼一碗阳春面而发愁;1964年大学毕业后，参与过“四清”工作队、“文革”运动，去“五七”干校走“五七”道路，又参与普及大寨县运动;随后又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努力从事文学编辑和评论工作三十年，新世纪退休之后仍从事评论和随笔写作十来年，新时期以来，我虽弄清了不少自己曾热情参与过的事情，但说实话，时至今日，年近耄耋，在头脑深处，仍有一些思想模糊认识不清的困惑与问题。 　　这大约可算是我辈知识分子的愚笨之处和书生之气。年近八旬了也总想着怎样让自己活得清醒明白一些，不至稀里糊涂地离开人世。借着阅读王蒙80岁写的《天机》，总算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这一愿望。当然，我也愿借阅读《天机》的机会，表达一下一个老读者老编辑对老作家老文人王蒙的尊重与谢意。 　　二 　　说起来，在我年近八十，身体日衰，近日双眼又患眼疾的情况下，能够借助生病住院期间，选中并坚持读完王蒙与他的《天机》，应当说并非偶然。我与王蒙及他的《天机》，确实也可说是有着某些缘分在内的。作为他的读者，我早在1957年前后上高中时，就读过他的著名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知晓这位颇有才华又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当然，那时还知道另一位被称为神童的作家，就是《青枝绿叶》的作者刘绍棠。 　　作为王蒙及其作品的读者、编辑与文友，凭着我对他及其作品的感受，对他为人为文的印象，我以为，在中国解放后成长的诸多作家和名家中，怕只有王蒙有资格有能力有条件，并愿意在人生暮年，来写这部揭示、剖析发生在新中国近70年来的诸多社会现象、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的文史专著了。观诸当今尚存的文史大家，有能力有条件书写这部文史大书的老作家，本已很少了，而愿意执笔书写这段历史的，且能写到如此水平的，恐怕就更为罕见了。 　　仿佛记得，文学大师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史书。”我以为，几乎所有作家的心里，大约也都会有一部史书。可如今又有几位作家愿意写又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有关党和国家的文史大书呢？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坛，创作上成就突出的作家队列，成功地从政为官者可谓甚少。即使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如郭沫若先后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等要职，茅盾曾擔任全国作协主席、中央文化部部长等职，叶圣陶曾担任过全国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等职，但其从政为官后所创作的作品，大都寥寥无几，更谈不上再有创作高峰或有杰出作品了。故而实在难怪新时期涌现的杰出作家冯骥才借故坚辞了文化部副部长之职。 　　据我所知，王蒙在人生暮年费力地写作《天机》，委实有着其他作家或文人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诸多优势、资格与条件。有人说“王蒙这人很政治”，就连王蒙自己也承认：“在政治上，我有童子功。”归根到底，在我看来，王蒙毕竟不是热衷于官场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