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溯源、比较与展望.docx

PAGE PAGE 1 两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溯源、比较与展望 　　 　　甘梅霞 马艳 　　 　　 　　摘要：“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因构筑了一个“中间层次”的分析范式，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原来的抽象分析走向“具体化”分析，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当前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去戈登化”现象。文章试图从追溯戈登创立该理论的背景开始，梳理两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脉络，复归该理论的原初目标和框架，进而指出第二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五大创新，最后探讨该理论发展中存在的四个方面不足，以展望其发展空间。 　　关键词：积累的社会结构;自由的SSA;管制的SSA;全球新自由主义SSA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3-0055-009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簡称SSA）理论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等创立，21世纪初又经大卫·科茨等学者的继承和发展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起，该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分析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变中，包括欧盟、日韩、南非、阿拉伯世界和印度等，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接近半个世纪的理论发展反映了两代SSA理论研究者们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带到更具体的层面、更广泛的话题和更宽广的时空中，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延续和活力提供了鲜活证据。当前国内对SSA理论的关注大多偏向第二代SSA理论以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去戈登化”现象。[1]本文试图梳理SSA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其创立的源头开始，展示SSA理论的原初目标和框架，进一步识别SSA理论中的代际传承和创新，最后分析SSA理论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展望其发展空间，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条重要血脉的当代延续。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理论溯源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历史既不曾像传统均衡经济学声称的那样，“良好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也不曾像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期望的那样，资本主义陷入永久的萧条和停滞。相反，长期快速扩张和长期停滞紧缩交替出现，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常态，并且往往以每50～60年为一个完整周期。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激进学派经济学家在参与新的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讨论的过程中，因循马克思主义传统，从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波动的动力出发，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力图以这一全新的学术范畴甄别资本主义大历史中各个阶段的广义制度特征，并以这些制度集合的建立与崩溃解释资本主义长期快速扩张和长期停滞紧缩交替出现的原因。这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长周期提供了一个“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叙述相比，要更为一般和抽象，但与资本主义的一般抽象理论相比，则更特殊而具体”[2]135、基于“中间层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的提出 　　1.大卫·戈登1978年最早提出SSA的基本概念 　　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犹如“凤凰涅槃”，开启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次长波的上升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均实现了翻番式的增长，史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正当人们沉浸于看起来似乎没有限度的经济增长狂欢时，1973—1975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骤然陷入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利润率比“黄金年代”高峰值下降了近20%，美国和欧洲更是骤减了35%。（1）利润率的下降引致了投资，进而产出和实际工资的大幅下降以及失业率的急剧攀升。此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实施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来抚平危机，结果却导致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危机，宣告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幻灭。 　　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激起了一股理论界对长经济周期研究兴趣的新浪潮。对此，主流经济学认为人们应该像“牛用尾巴赶走苍蝇”[3]那样，对此次危机轻松处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出了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是由内部机制而不是外部冲击导致的，这些内部机制根本上是受相互对抗的阶级的相对权力和斗争状态影响的。[3]但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从两次大萧条（19世纪末和1930年代）中恢复的历史经验，将1970年代的增长停滞确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是不明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未来新一轮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发生的可能性。[4]由此，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原因成为那个时代的理论主题之一。积累的社会结构（S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