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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促进会简史 第一节 民进前辈的爱国民主思想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民进是由一批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怀着救国救民的共同目标组建起来的。民进作为一个政治性的组织，其产生和发展不仅与社会局势的发展变化有关，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渊源，这就是爱国民主思想，主要领导者的思想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宣传了西方的进步文化，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文化启蒙运动。国家的危难激发了民族的觉醒，“救亡”成为一切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口号，爱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求索着救亡图存之道。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前辈马叙伦、王绍鏊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形成了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 　　马叙伦（1885—1970）字彝初，后改夷初，浙江余杭（今杭州市）人。早年在杭州的养正书塾读书，著名的历史学者陈介石老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1900年，16岁的马叙伦得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的消息后不禁放声痛哭。马叙伦17岁时来到上海从事办报工作，得以深入接触社会，结识了当时的革命党人和维新派人物蔡元培①、章太炎②等。后来他与邓实、黄节等创办了《国粹学报》。这份期刊通过学术研究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他在《石屋余沈》中这样表述他的写作思想：“以民族主义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道路。”1908年，他参加了由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1911年夏，在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家乡参与筹备民团响应起义，后任浙江省都督府秘书，不久到上海，与章太炎合办《大共和日报》，为总编辑。③ 　　王绍鏊（1888—1970）字却尘，江苏吴江县人，出生于同里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世家，其先祖是明代辅国大臣王鏊，长辈给他取名绍鏊，是希望他继承先祖王鏊之业。他六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他的母亲经常给他讲述苏武使匈奴、岳飞抗金、文天祥、范仲淹的故事。王绍鏊在《自传》中说，母亲给他的影响最深，他特别仰慕范文正公的为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深深印入他的脑海中，数十年如一日。早年的王绍鏊曾怀抱“科学救国”之志苦学理化知识，读了有关西方国家议会政治的书籍后很受启发，考入江苏省教育总会所办的法政讲习所，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学、经济学、法律、议会政治、内阁制度等新知识，后来克服困难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后，他立即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中。他追随章太炎先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民国联合会，并陪章太炎到南京晋谒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他在国会的竞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全力投入了起草宪法的工作。1913年，利用国会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转而图谋解散国会，王绍鏊议会政治的梦幻破灭了，他愤然南归，参加了讨袁护法斗争。④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 　　由于《新青年》的撰稿者大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学者，所以北京大学⑤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活动基地。 　　1913年，马叙伦陪同老师陈介石来到北京，他应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的邀请在该校任教，1915年又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员、教授，讲授文字学和宋学。1915年为抗议袁世凯“称帝”逆行，毅然辞职返回浙江。1917年春节后，马叙伦应蔡元培之电邀重返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他积极支持蔡元培的改革，成为文科教员中革新阵营的骨干，并被推举为校评议会委员。 　　1917年7月，张勋复辟，蔡元培离校。沈尹默、马幼渔、钱玄同等人出来维持北大，马叙伦也主动参加，他们组织了教职员会，公推法学教授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副主席。 　　北京大学是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云集天安门，高呼“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北京政府紧急出动军警镇压，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情学生的爱国义举并积极营救被捕学生，使得军阀政府对他极为痛恨，在高压之下蔡元培被迫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马叙伦对军阀政府的恶行极为愤慨，他走出书斋全力投入到斗争之中。蔡元培出走的当晚，他与马寅初、李大钊作为挽蔡代表立即赴教育部请愿，表示如蔡元培不留任，北大教职员即一致总辞职。5月11日，北京中学以上的学校成立了教职员会联合会，推选康宝忠为主席，马叙伦为书记，后康宝忠病逝，马叙伦遂兼任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和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他出席会议，发表演说，起草宣言、声明、抗议书，还代表教联会参加与政府当局的谈判。5月13日，马叙伦等教职员联合会代表九人再次到总统府请愿，要求挽蔡，各高等学校校长相率辞职以示声援。5月14日，军阀政府被迫下令挽蔡，但一并发表了挽留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