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邓小平经济调整思想简析.docVIP

60年代初邓小平经济调整思想简析 【内容提要】60年代初邓小平关于经济调整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分农民、工人、干部、党外人士4个层次；二、围绕企业秩序，提出一系列整顿思想，如怎样看待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的关系，厂长行政负责制与党委领导的关系等。三、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有两层含义，一个指收权，一个特指批评各地在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方面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四、制定长远计划，规划发展蓝图。 6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组织和推动经济调整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1962年2月中央财经小组成立之前，经济调整的日常工作是在书记处领导下进行的。）。本文拟从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整顿企业秩序、反对分散主义、制定长远计划四个方面对邓小平这一时期的思想作一简析。 一、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 调动和保护各阶层的积极性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的领导方式。在经受了大跃进时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挫折后，要调动和保护人们的积极性，就是要通过彻底纠正“五风”、坚决退赔、反对平均主义、向群众和干部交心等，使生产得到恢复、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就如何调动和保护农民、工人、干部、党外人士的积极性，阐发了独到见解。 对农民，邓小平的思想主要是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利益，如何得到这些利益，关键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至于采取何种方式，一看实际效果，二依农民意愿，总的原则是允许试，可以多种多样。1961年4月，邓小平和彭真在北京近郊调研人民公社的社队规模、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以及供给制等问题时，就把各项措施的改进及政策的端正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连在一起，如：社队规模的调整，“使农民心里有了底，社员对于社、队可以比过去‘看得见、抓得住、管得了、信得过’了。效果很好，它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1]。1962年上半年，由于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并未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所以，许多农民提出了“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在毛泽东未表态前，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邓小平采取了务实态度，认为“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2]他对陈云的建议持赞同态度，建议认真研究一下“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并说会议纪要中要把单干的问题包括进去，以表明态度。[3]当然，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这些意见并没有形成政策。 对工人，邓小平的思想主要是，调整时期工人和农民一样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城市问题比农村严重，工人靠几十元工资养活全家，如果对他们的需要没有一定的保证，出了乱子会比农村严重。邓小平强调的主要是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1961年5月8日，当书记处讨论工人生活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看，工业也是积极性问题；要从生活入手（包括工资、奖励）制定政策。7月23日，他视察大庆时，对职工生活特别关心，谈得也最多：1、要求对当时进口的面粉按国内低价调拨给工人。2、关心职工冬季服装。3、指出要好好培植职工食堂，有些人愿意在家吃也可以。4、提出工人简易居所人均面积应该达到10平方米。5、关心日用品供应。6、关心职工家属来厂、职工放假问题等。 关于干部，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基层干部，一个是领导干部。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错误批判和错误处分的基层干部，邓小平的思想是一揽子甄别平反。对领导干部，则强调在政治生活中要营造一种宽松民主的气氛。大跃进以来开展的许多政治运动，使大批基层干部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1962年4月27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一些地方甄别工作进度很慢，要求加强领导，加速进行。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提出“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在邓小平推动下，这项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了调动和保护好领导干部的积极性，1961年9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指出：轮训“必须贯彻学习理论和总结经验相结合的方法，发扬民主，使干部在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中自觉地进行思想检查。”轮训中注意：以自学为主，学习讨论以小组谩谈为主要形式，和风细雨，畅所欲言，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涉及生活细节。针对有人对这些做法的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