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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与法律发展法哲探索 本文 由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中国分会、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于2年1月16)18日在中国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理学界首次主办的国际性法哲学大会。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近15人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围绕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这一主题,分七个专题,就21世纪的亚洲社会发展与法制变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亚洲法哲学的新发展随着亚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长足发展,亚洲法哲学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中国和日本的法理学研究尤其突出。张文显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1978)1991年初步发展、1992)1996年加快发展和1996年以来全面发展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即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及江泽民在中央法制讲座上的讲话和中共十五大为标志;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界围绕依法治国和法学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并形成了一些理论热点,如法的本质、权利义务法学范畴和权利本位、现代法的精神、法治与依法治国、法制现代化、法学的变革与创新,等等。对此,有学者认为,第一,中国法理学三个阶段的发展主要是外力推动的结果,法学家在建构法治社会中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对法(法律)本质问题讨论的主要意义在于摧毁了教条主义、霸权主义理论;第三,权利本位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次用法学理论思维模式分析法律问题,突破了以往传统的研究视角和思考方法。另有学者主张,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它以是否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森际康友提出,亚洲法哲学的研究固然要以解决亚洲自身的问题为目的,但要胸怀全球,选择自己能够有所贡献的问题来加以探讨;日本在吸收西方法文化、确立所谓近代性自我这一意义上的人的近代化过程中有许多教训,主要是在自我形成方面出现了公与私的分裂,尤其是公共领域的不完备造成市民性个体人格无从确立,结果导致日本的政治与法的贫困;可以通过法哲学的探讨建构起促进公共性言论活动的公共领域,来实现丰富的个性和私人性。有学者认为,日本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亦同样存在。就法学研究而言,对本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批判,使各方面得到很好的运转,推动法治是学者们的一种责任。另外,从部门法研究的视角来看,个性发展和公民权利十分重要,尤其是得知权,得知权是一切权利的前提。有学者提出,要加强人的模式构造这一学术范式在法哲学研究中的影响。 亚洲法治的新发展2世纪的亚洲,以法治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主导趋势;而在新世纪,法制改革与法制现代化仍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任务。刘瀚认为,法治的实现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大而发展落后的国家将是一个艰巨、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具体包括法律体系的完善,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高效、协调、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的建立,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实现,监督机制的完善以及地方、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这六大工程。有学者指出,村民自治的价值目标和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展示了法治的良好前景;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是中国法治化的生成点;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法治措施,增加腐败者的法律和道德成本,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中村浩尔指出,重建福利国家与和平哲学以及结束对美国的依赖,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当代日本法制的发展要实现从资本法律、国家法律到市民法律的转变:市民法律中的个人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弱者;在法律中要更多地反映人民意志,这是法化的基础;哈贝马斯式的成熟的市民社会应与法化战略形成良性互动。有学者认为,这种战略方案的实施有一定困难:对所谓弱势个人更多的关注将会构成对现代法律形式合理性的个性的巨大冲击;媒介型团体的发展与减少政府干预这种团体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因而依赖媒介型团体实现法化的战略很可能要打上一定的折扣。在方法论层面上,有学者提出,研究法治有两条思路:一是现代化范式,即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法治;二是本土化范式,强调依靠本土资源、自下而上实行法治。在实践中,应当综合这两种方式。 亚洲价值观与法律发展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规定了法律发展的走向。亚洲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怎样做到既体现现代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理念,又充分反映亚洲自身合理的价值需求并外化为法律制度呢?今井弘道认为,首先必须理清近现代文明与亚洲价值观的关系。当代世界正处于超越近代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型时代。我们所理解的近代,是把自然视为人类生产力支配的无限原材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以科学技术的知性为发展的基础,并在主权国民国家与它所保护的产业社会中展开的时代。源于西方的这个近代特殊系统在地球环境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