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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文学水意象文化诠释 水作为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它孕育并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因而也就形成了源远流长而又内涵丰富的水文化。众所周知，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风俗和宗教中存在着许多与水有关的节日、神祗和仪式，如基督教的“洗礼”、佛教的“圣水”、道教的“符水禁咒”等，可说是体现了人类最为普遍和坚固的水崇拜意识。美国学者艾兰曾以《论语》、《老子》、《孟子》和《庄子》为依据来研究中国的早期哲学，她认为水“有着多重样态与激发意象的伟力，为宇宙普遍原则的观念化提供了原型”，它既构成了中国早期哲学“抽象概念底部的一个本喻”，也“构成了社会与伦理价值体系的基石”。［１］６，３４正由于水的这种“本喻”和“基石”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学中随处可见对于水的歌咏和吟唱。从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到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从先秦诸子百家到魏晋以降的散文小品、山水诗以及长篇说部……代代相传，层层累积，这就使水这一意象符号承载了十分丰厚的情感内涵。曾有论者将中国古代文学的流水意象所体现的文人情感概述为时间生命流失的感叹、“击楫中流”的英雄铁誓代码、“覆水难收”的多重比喻和泪水如流的特殊形态等几个方面。 “五四”以后，由于中国现代作家主体意识的普遍觉醒和西方现代自然观的影响，中国新文学作品中的水意象也就随之增加了不少现代性的内容。京派作家钟情于水，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中实属罕见。李广田曾经感叹，“只要有流水的地方就是好的”［３］２２６。汪曾祺在提到法国学者安妮?居里安的询问时则说：“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写水，也有水的感觉……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４］１８５沈从文是京派作家中谈论水最多而又最充分的作家，他写过专文论述《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其他如《从文自传》、《水云》和《一个传奇的本事》等文也都谈到水对其性格和创作的影响。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说：“从《楚辞》发生地，一条沅水上下游各个大小码头，转到海潮来去的吴淞口，黄浪浊流急奔而下直泻千里的武汉长江边，天云变幻碧波无际的青岛大海边，以及景物明朗民俗淳厚沙滩上布满小小螺蚌残骸的昆明滇池边。三十年来水永远是我的良师，是我的诤友。”［５］１３９－１４０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汪曾祺说“湘西的一条辰河，流过沈从文的全部作品”，沈从文“最好的小说”是“写家乡的水的”，因而他把沈从文称为“水边的抒情诗人”。［４］３５１而另一位京派作家萧乾既看到了周作人作品的“小溪泛起涟漪，竹林暗影浮动”的特点，又看到了湘西的辰河对沈从文的深刻影响，他禁不住地发出了感叹：“无论何种形态，水总能使我们的作家陶醉”［６］１７６。确如所言，京派作家笔下的水形态各异，无所不包，从江河湖海到溪云雨虹，可说是寄托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文学情思。时间生命如流水是京派文学水意象的重要内涵，它得自于水的直观形象而又承续着传统文化的积淀。因为水最经常的存在状态是它的流动性，无论是江河湖海里的滔滔流水，还是山涧小溪中的涓涓细流，抑或是房檐顶瓦上的滴滴流水，它都能给人一种永远流淌和流去不再的人生感觉。特别是当孔子观于川上而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之后，时间生命如流水也就成了水意象的基本内涵而被历代文人骚客所承传。京派作家同样利用这一文化符号发出了他们各自的生命和宇宙之思，而又同时组成了京派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咏叹调。沈从文对水、生命和时间都很敏感，他说他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全亏得是水，而“檐流，小小的河流，汪洋万顷的大海，莫不对于我有过极大的帮助”［５］３２３。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把描绘湘西社会“常”与“变”的长篇小说定名为《长河》，那不仅是因为他写的是湘西长河———辰河的故事，更是基于他对“历史是一条河”的认识，而这样的认识就是直接来自于河的启示，特别是他在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７年两次回到辰河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１９３４年他给张兆和的那封名为“历史是一条河”的家信中就透露出这种信息：“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澈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７］６２在这里，沈从文观水而思考人类历史的常与变，他不仅对于人生和世界看得更深和更远，而且也成为他此后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和目的。这是沈从文受惠于水而又丰富了水意象的表现所在。与沈从文以小说和散文对水的表现不同，卞之琳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水边的抒情诗人”。对此，已有论者指出，卞之琳的笔下常见水的意象，那“水哉！水哉！”的咏叹是回响在他３０年代诗中的主题音乐”。［８］２４５他的《寄流水》一诗，就以“流水”代表“红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