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农业进步形式.docVIP

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农业进步形式 京津冀同属华北平原暖温带大陆性气候旱作耕作区,相同的农业自然条件是京津冀城市化进程中难以分离的自然基础。农业已经成为京津冀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依托。2007年北京市三大产业的比重是1.1∶27.5∶71.4,天津市三大产业的比重是2.1∶57.6∶40.3,而河北省三大产业的比重是12.6∶54.2∶33.2。河北省第一产业仍占很大比重。 1京津冀农业现状及发展方向 1.1北京市农业现状及发展方向北京市拥有1600万常住人口,1.64万km2土地面积,属于都市型现代农业。加入WTO以来,我国政府加强了对北京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但由于北京人口密度太大,本地区农产品尤其是品牌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也不断提高,现以输入外地农产品为主。北京市未来农业发展方向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生产标准化、产品安全化和质量化。 1.2天津市农业现状及发展方向天津市属于外向型都市农业,农业生产逐步向产业化发展。虽然天津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很大进步,但也处于本地农产品供不应求的阶段。天津市未来农业发展方向是积极吸取外企的先进农业科学技术弥补自身的不足,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础。1.3河北省农业现状及发展方向河北省是农业大省,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河北省农业投资总量显著增长,但农业投资增幅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比重低,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河北省农产品品牌化不够完善,农民收入低,消费者水平不高。河北省未来农业发展方向是改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实现产品品牌化,以输出农产品为主,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加大与京津的农业合作。 2京津冀农业协作发展的制约因素 2.1区域利益呈非合作博弈京津市场准入门槛高,利益封闭,要素进多出少。京津冀相似的产业结构无法承担区域行政博弈中一些产业地位相对位次下降的风险,在现有利益机制下,河北省采取弃重(工业)强农战略的代价巨大,这也是在市场机制下京津冀农业难显协调发展,京津冀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 2.2缺少区域整体协作观念京津冀地区自身合作意识不强,根本原因是在各自行政区内考虑发展的成本低,从京津冀整体考虑持续发展的成本高,即外部性损失以及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负担都不愿意各自承担,都尽力以转移外部性换来区域内发展的福利最大化。因此京津冀地区缺乏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区域农业合作的意识,追求官本位秩序下的的惯性思维和行动的路径依赖,束缚了市场与政府的手段协调[1]。 2.3区域协作战略和规划难以整体设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天津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的制定和河北省提出“一线两厢”战略构想,虽然都提出了建立环渤海合作机制,但由于京津冀农业协作要跨行政区划,涉及首都、1个直辖市和1个相邻省,行政关系的整体协调,要跨越多层行政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水平上,要综合考虑短期与长远、部门与区域的复杂关系。三方既要在相互协调中优化资源配置的新建设,又要在整体利益良性互动约束下兼顾各方利益,其难度之大导致京津冀农业区域协作规划难以出台。 3京津冀农业协作发展可行性分析通过计算京津冀区位商来分析京津冀农业协作发展的可行性。区位商又称专门化率,用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全部产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与该部门在全国部门产值中所占百分比的比值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专业化水平。当区位商≤1时,说明该地区专业化程度低于全国,属于自给性部门;当区位商1时,说明该地区专业化程度高于全国,专业化水平高[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年数据,计算出京津冀农业区位商(表1)[2]。 4京津冀农业协作发展模式根据京津冀农业的组织结构关系、要素投入整合关系和区位优势,提出未来京津冀农业的合作模式如下: 4.1龙头企业带动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型是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运销企业为龙头,重点围绕1种或几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3]。在实际运行中,龙头企业联基地,基地联农户,进行专业协作。龙头企业带动型发展模式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不必再去市场上逐一谈判,不必花费过多的精力寻找供方或需方,生产者由此可实现区域化生产,引进先进技术,加工厂家和经销商可扩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以龙头企业为结合点,开展项目研究与开发,突破传统的生产模式,能够起到1+12的效果。 4.2园区技术转移模式农业科技园区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主要通过农业科技园区的示范和带动,建立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