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想象及疑惑.docVIP

传播学想象及疑惑 我们无法否认，媒介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它打乱了与我们经验法则相维系的时空观，重新组织了社会环境，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并不断地侵蚀着我们依存的传统社会关系结构，不仅强制要求我们调整与他人的社会距离，还迫使每个人重新审视自己所要扮演的社会角色。“媒介时间”正在试图取代“自然时间”和“钟表时间”，传媒制品近乎狂轰滥炸的激情出演，这些变动使我们面对零散、瞬时、无序的超强度刺激，已无法保持心灵的平静，更无需追求心无旁骛的矜持和万念归一的清寂，有的只是世纪末的狂欢和“时不我待”的躁动。今天，没有任何一门学问像传播学那样荒诞不经。随着岁月沉积，她却反而变得愈发轻佻，愈发放荡不羁。我们尽管弄清了她从哪里来，却无法回答她将到哪里去。“为伊消得人憔悴”，望着她行色匆匆，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们却感到自己迂腐得像一个提着历史尿袋踯躅蹒跚的老人，或许再过二三十年，我们对传播学所涉猎的研究对象，会变得更加茫然无知。 一、空间维度的想象与困惑 “用时间消灭空间”是从马克思到麦克卢汉的传播理念，也是媒介理论的主流范式。但不能不承认：当我们依存的物理空间被媒介代表的速度文化强力压缩后，我们实际上已处在一种尴尬的自失状态，空间毕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遗产。对于南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未必是经济领域的累累硕果，北方发达国家借助文化殖民的全球战略布局，其娱乐音像制品在凯歌高奏的十字军“南征”途中，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或许为了安抚南方国家的不满，美国学者罗伯逊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之外，又创造了意图体现双赢的“球土化”(Glocalization)这一复合新概念。但南方国家毕竟是被动地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中的，未来的发展也许会像罗伯逊描述得那样，衍生出一个由发达国家强势主导，却又不完全排斥发展中国家本土元素的“球土化”，但北方发达国家却绝无可能满足南方发展中国家试图以我为主，念兹在兹的“土球化”（Lobalization）愿景。这一不平等的现实似乎再次印证了一个半世纪前，两位共产党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预见：资产阶级将用“价格低廉的商品”这门重炮，摧毁任何一座万里长城[1]。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1985）中认为：无孔不入的电子媒介，重组了社会空间和场景地理，同时还改变了私人情境与公共情境的界线。“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其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2] 实质上，“消失的地域”这一新变动，也注定造成了我们民族文化语境的满目疮痍和民族身份认同的困窘。IT媒介载体革命重建了“文化疆域”的基本轴线，高语境与低语境传播社会的传统学理特征，已渐渐变得模糊难以辨认，其消蚀融合的直接结果是“混血文化”的滋生蔓延（鲁尔，2004）[3]。终究有一天，或许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会吃惊地发现：在我们的周围，竟然很难再找到具备高语境社会特质的那种含蓄内向、厌恶冲突、规避风险、稳重保守的中国人。何以至此？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封闭、孤立的中国，而是深深融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这是我们几千年以来从未遇到的大变局[4]。传播语境的变动究竟对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早在外来文化大举入侵的“五四”时期，郭沫若等一批文化青年曾引吭高歌，确信古老的中华文明必将在外来文化的洗礼中，像“凤凰涅磐”一样浴火重生。但在经济全球化和资讯传播无国界化双重夹击下的今天，从文化层面而言，我们会不会像面临着保护稀有物种熊猫一样，全力拯救行将绝灭的中国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惑是，地域疆界的消失虽未摧毁我们的民族国家，但却早已阉割了我们民族文化得以维系的魂灵。国家并未因空间感的丧失而消亡，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内涵却悄然发生着蜕变———西方学者如是说。对国家政治合法性本质的探讨原本是“发展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全民普选和代议制曾一度被视为是这种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一些中兴国家却重塑了国家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完成了由“政治绩效”向“经济绩效”的范式转型。发展政治学还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命题：国家主权的体现并非只是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由外延拓展的“领土疆界”向内涵深化的“责任疆界”过渡，将会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由此，我们是否也可以建立一门“发展传播学”，其目的在于推动国家政治合法性由“政治绩效”到“经济绩效”，并最终走向“传播绩效”的第三次转型？其理论要义或可标榜：这种合法性，将更多地取决于执政者是否为民众提供了丰沛的，并足以使他们醉生梦死，忘却疾苦的传媒产品。当然，这仅仅是荒谬的超前假设，但不可否认的是，物质空间内的贫困至死，势必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精神场域上的“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