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联系.docVIP

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的联系 本文 佛教起源于南亚印度半岛的古印度国。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目前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中,经过长时期的吸收、消化和融汇,自汉以后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影响也越来越深远,特别是隋唐以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创造性发展,并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乌江中下游地区是著名的文化走廊,是多元文化的沉积地带,是贵州最早传入佛教的地区之一。据资料记载和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最迟到东晋时期,乌江下游地区连接长江地带已经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原佛教已经浸润到民间宗教中,并通过民间宗教的形式影响到贵州东部地区。[1](P4)至唐代,佛教已经沿着乌江航道传入到了乌江中游部分地区,经宋、元、明时期不断发展变迁,至明末清初达到繁盛,形成了以梵净山为中心,辐射黔东、影响全国的梵净山佛教文化圈。当前,梵净山已经成为贵州的重要佛教圣地,是全国著名的弥勒菩萨道场,其佛教文化在道场、宗派、寺庙分布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与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等齐名的中国佛教名山。阳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派别,其集大成者是王阳明,于明代中后期盛极一时,之后,影响不断扩大,甚至影响到朝鲜半岛、东南亚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贵州是阳明文化的始创地和首传站,乌江中下游地区是贵州阳明文化的重要传播地。明武宗正德年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并先后在龙场、贵阳讲授心即理思想和知行合一学说,使贵州得开风气之先。王阳明离开贵州以后,其弟子、再传弟子继续在贵州弘扬师说,大兴讲学之风,逐步形成了以龙场、贵阳、思南、清平、都匀五大重镇为传播中心的贵州阳明文化圈。乌江中下游地区阳明文化的传播,以书院为载体,以李渭心学为核心内容,以李渭及其弟子的讲学活动为主要途径。李渭之学,以仁为根,以行为先,以必为圣人为的,以毋意为功,尊崇儒学,归宗王学,力倡先行,在贵州阳明后学中独树一帜,影响很大。李渭是明代中后期的理学名臣,他以必为圣人为人生价值追求,曾先后请学于王门著名弟子蒋信、耿定力、耿定向、耿定理、罗近溪等大儒,并与孙应鳌、马廷锡、邹元标等王门弟子广泛交往,相与论学。他晚年在黔东创办书院,传播心学,开黔东学风,使乌江中下游地区文人聚起,其学生萧重望进士在5李先生祠记6中提到: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也。(萧重望5李先生祠记6,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道光)5思南府续艺文门6,22年点校本)把李渭视为思南乃至乌江中下游地区儒学之首倡者。正是在李渭及其弟子的努力下,晚明时期的乌江中下游地区,不断兴起了阳明文化传播的高潮。从佛教文化和阳明文化在乌江中下游地区传播的基本历程可以看出,晚明时期,阳明文化和佛教文化在乌江中下游地区得到了迅速传播并逐步发展成为地域文化中的强势文化。分析这一文化事项存在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因素:一是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乌江中下游地区山连巴楚,水接长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5思南府志6记载,该地域以控扼滇中,环列四府于下,以接引巴蜀声教之达,真有高屋瓶水之势,,,披山带河,据上流之胜,右控播州,左制酉阳,俯临镇竿,各夷觇视轻重以为顺逆。(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嘉靖)5思南府拾遗志6,22年点校本)是我国中东部地区通往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是连接四川和广西、湖广和云南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军事要冲、民族迁徙的大通道和文化走廊。二是地方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乌江中下游地区处于西南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接地带,受内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较早,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与贵州其他地区相比较,在一定时期内走在贵州全省的前列。隋唐时期,大部分地域已属于正州。明代改土归流以后,该地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得到了巨大发展,出现了材木足于林薮,渔猎易于山泽,而商贾通其盐、布(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嘉靖)5思南府拾遗志6,22年点校本)和儒教渐兴,人文日盛的繁荣局面。婚娶礼仪,服食体制,与中州多同,交接之间,言语俱类中州。三是改土归流的成功运作为外来文化的快速传播创造了条件。明永乐年间的改土归流,废除了二田土司势力,结束了土司在乌江中下游地区长期割据纷争残杀的局面,维护了地区的统一与稳定,有力推动了乌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为地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持续发展扫清了障碍,使其发展速度和水平比于中州,在贵州境内位居前列,被誉称为黔东首郡。同时,大量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流官被派遣到黔东各府任职,带来的不仅是比较先进的统治理念,而且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为包括阳明文化和佛教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传播以及各种文化事项的交流融合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