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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业发展回顾 一、中国传媒业正处在深刻转型的关键点上 应该说，二十余年来中国传媒业在改革发展方面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微观业务机制层面的改革远远超前于宏观体制规则层面的改革；边缘资讯领域的改革远远超前于主流资讯领域的改革；增量传媒（即新增媒介）的改革远远超前于存量传媒（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媒介）的改革。事实上，中国传媒业今天的繁荣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前三者探索、创新的基础上，而今天发展的巨大困难和障碍则源自于后三者的阻滞与落后。 有研究表明，尽管中国传媒业的发展空间极其巨大，社会对于传媒业发展变革的需求极其强烈，但是，如果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按照现有的游戏规则和操作模式运作的话，换言之，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逻辑划简单的延长线的话，我们就无法有效地实现中国传媒业的跨越式发展，传媒业就无法很好地承载时代发展赋予它的历史使命。“非典”前期传媒业的“集体失语”和功能缺位、传媒业集团化发展面临的种种尴尬、一向被认为非主流的、受传统体制约束相对较少的网络媒体在主流话语领域的迅速崛起而使传统媒介相对边缘化的现实等等，无一例外地从不同侧面表明我国传媒业需要深刻转型的现实性与迫切性。 但是，对于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而言，由于牵扯到诸多社会的深层矛盾和利益纠葛，必然伴随着种种混乱、无序，甚至沉渣泛起的社会表象。而许多现象性的征兆又往往会以看似矛盾的方式纠结在一起，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感到迷惑。今天中国的传媒业给人的印象正是这样：一方面是传媒人深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重大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则更多地体会到的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困顿和艰难。在这种情势下，只有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分析造成这种发展的基本社会动因，我们才有可能较为清晰和自觉地把握它的发展大势。 研究表明，推动今天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三个方面：除了传媒业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变化规律之外，社会大系统的发展和变化所提出的要求对于传媒业的功能、角色转型与建构往往具有根本意义上的规定性；此外，传播技术的革命性进步所导致的媒介生态的基础性改变也在“制造”或“销蚀”着传媒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我们对于中国传媒业发展大势所做的判断，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基础上的考察和研究的结果。 二、从“喉舌论”到提供社会信息安全保障：我国传媒体制正酝酿着重大调整 1、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社会现实基础及其特点 ①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传统弊端日益显现。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我国社会“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基尼指数”的上升为代价的。而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弊端如果不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有效地加以解决，将潜藏着重大的社会冲突。而畅达和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的建立，是消除社会隔阂与社会偏见，解决社会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②以我国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社会的一体化程度有了空前的发展，社会日益表现为一个需要综合兼顾、有机协调发展的整体，任何对于其中重要社会成员利益诉求的忽略都将酿成重大的社会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特点。社会多元化的利益诉求需要宽容畅达的公共话语的表达空间，民主参与、分散决策的社会现实需要公共信息资源社会共享程度的极大提高。 ③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在贯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实践中难以将这一政治信条有效地转化为政治现实，从而存在着极大的政治信任的危机。03年末发生在哈尔滨的“宝马案”所折射出的民意状态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而生动的写照。解决政治互信这样一种多年积累而成的问题当然不是任何单一的药方就可以奏效的，但是，极大地提升政务与决策的通明度，无疑是建立互信关系的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2、我国传媒体制改革的基本内涵：从“喉舌论”到“知情权保障”。 我国传统的传媒体制有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这就是“喉舌论”。换言之，所有的体制设施与政策规定都是围绕着如何保障传媒的“喉舌”作用而建构起来的。从传统的理论逻辑上说，对党和政府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党一贯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并无自身的特殊利益。但是，在这一体制的实际运作中，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对领导机关负责，甚至是对于某个主要领导者负责，而它的更为本质的要求——对人民负责——的实现往往系于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对于这种本质要求的认识水平、利害诉求及自觉性。 事实上，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 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信息安全方面是存在着重大缺陷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报喜不报忧，将传媒视为简单的舆论控制工具，不能全面、如实和及时地报道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判断的国内外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