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背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docVIP

低碳经济背景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当前，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人们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更是见仁见智。鉴于低碳经济理念产生和发展的大背景是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政治化和全球化，以至于大到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主权国家或区域组织，小到个体经营者或环境公民，都是气候变暖这一环境问题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者结合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体会和全球环境政策动态观察，尝试利用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不同视角中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外延。本文中，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分析是指，以某一环境问题为对象，分析该环境问题中凝聚或反映出的国际利益相关者的政治经济意愿、政治经济行为和相应的政治经济绩效。 1低碳经济与全球环境政治新秩序 低碳经济的理念缘起于发达国家，发展于发达国家，也输出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率先提出低碳经济以及低碳社会、低碳发展路径等概念，并强势将其输出给发展中国家，其背后隐含着重大的政治图谋，即否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导气候博弈，并引领全球环境政治新秩序。 低碳经济概念2003年源于英国，其后这一概念在英国、日本、美国、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大行其道。到目前为止，很多发达国家通过国内气候法案或能源法案，大力倡导发展低碳经济、创建低碳社会、迈向低碳发展路径等。但目的并非是在履行公约责任和义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而是以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建立有利于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转嫁温室效应的历史责任，以创新的理念展示“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抢占道义的制高点。这一点，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最具代表性。第一，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第一作者简介：朱留财，男，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高级工程师，环境经济学博士，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技术支持专家，“新世称《议定书》），但是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入主白宫不久，则宣布退出《议定书》。其背后不仅有国内政治原因，更有国际政治原因。第二，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其中包括了饱受争议的“碳关税”条款。正式向世界发出了环境政治经济秩序信号（“碳”是环境问题，“关”是国际政治问题，“税”是经济问题，“碳关税”则是环境政治经济问题）。第三，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政府在谈判进入最后时刻坚持到2020年在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基础上减少17%的“减排”目标。在“可比性”原则下，这一目标仅比《议定书》缔约方中的发达国家1990年水平减排不足4%。所以，与其说是中期“减排”目标，不如说是其长期“增排”目标。第四，在履行《公约》国际法项下供资义务上，政府代表在哥本哈根大会即将结束、无望达成有约束力条约、供资来源未名的情况下，仍为供资方案提出苛刻条件：其一、哥本哈根大会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协议（astrongaccord）；其二、主要经济体（majoreconomy）必须参与其中；其三、发展中国家自主减缓行动必须具有一定的国际透明度（transparency）。 全球环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要素就是对包括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发展路径等在内的环境话语权。事实表明，发达国家对低碳价值观的“传销”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以《哥本哈根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为例，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本应具有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显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履约提供公共资金以及在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协议》并没有清晰锁定。相反，发展中国家自愿减排行动的“透明度”却被当作一种潜在的“义务”突破性地写入《协议》。换言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几乎变成“区别但共同有的责任”原则。 全球环境新秩序的政治绩效之一就是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发达国家以低碳经济、低碳发展路径等理念为“抓手”，分化和瓦解发展中国家阵营。事实上，在从2008年到2010年的“巴厘进程”谈判中，发达国家已经千方百计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制造“噪音”，促使发展中大国和“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和义务。 2低碳经济与环境经济发展新阶段 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与国家的环境经济发展阶段、发展质量和环境水平密切相关。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因其在资金、技术、能力和综合实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大于挑战；发展中国家因在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综合实力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因此挑战大于机遇。 步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后，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人类社会也进入环境全球化和环境、经济一体化的新阶段。英、美等发达国家率先开启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先河，率先步入了工业文明时代，也率先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