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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性转型研究 摘要: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近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历程进行深入反思可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性转型不应只停留在“应激—反应”的本能阶段。在新的世界体系出现后，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必须遵循对人生命价值意义的探究、对中华传统文化先进性的坚守以及对现实问题做出积极正面回应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发挥传统体育文化内在的自主性和先进性，指导传统体育文化在比较借鉴中成功转型，在继承中创新发展，在教育传播中丰富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的内涵，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实现价值回归。 关键词: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 1近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历程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突然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清廷洋务派以及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派，随着中国时局的变化将注意力由“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习思想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等观念的转变［2］，企图引导近代中国走向一条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全盘西化的“现代化”之路［3－4］。但是作为社会基础的民众仍然保留着明显的传统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征［5］。如何改革传统体育文化中重视经验轻视理性的思维模式、重视品德轻视创造才能的行为定式，成为当时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命题。我国思想文化界人士痛定思痛，转而面向以“身体”为导向，引导国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6］。部分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且对传统武术有所接触和了解的社会精英，如蔡锷、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认为中华传统武术可以成为改造国民体质的理想之选，尚武是救亡图强之良方［6］。1901年起，北洋军阀马良在山西武备学堂任教习时开始对传统武术进行改良，如武舞(体操)化、练武时配以节拍等，经过十余年在军中的实验与传播后已基本成型，并将其定名为“中华新武术”。随后持续数十年的“国术运动”，则显示出当时国人在西学东渐和民族自强运动中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6］。20世纪20、30年代，国内爆发了前后持续10数年的以宣扬近代西方体育还是倡导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的“土洋体育”论战，这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在被迫开放的空间中与西方体育文化进行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传统性与时代性、经验本位与科学本位的一次集中冲突［7］。这场冲突，在全社会范围内提倡了批判精神和自由创造精神，挖掘出了国民的主体创造性，用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对民众开展自觉的文化启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典型表现。但这仅是对西方入侵和扩张的“刺激—反应”式的被迫现代化历程［8］。 2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反思 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传统的总结或是现代的开始，而且是指向未来的，是对过去的、传统的某种更新和超越。文化在变迁中，会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性道路的特性，就是文化的自主现代性或现代性的自主性(autonomie)。这种自主性是人类在处理自身与他物关系时所表现出的自我主动性、自我主导性、自我决定性等主体性特征，这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9］。因此，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并不应只停留在“应激—反应”的本能阶段。“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饱含着自己的传统在内。”［10］文化的核心来自历史传统，从文化进化的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的传统视为社会创造和再创造自身的“遗传密码”［11］。传统体育文化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包含了对已有文化“遗传密码”的“破”和“立”，特别是在对现实批判性的认识中，加快构建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意识、观念，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成为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文化精神力量使国民能够发出振聋发聩的“奥运三问”、提出“强国强种”［13］的夙愿，能够在改革开放之初凝练出“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勇攀高峰、为国争光”的中国女排精神，能够在通过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世界华人紧紧凝聚在一起。这就是在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蕴含的独特自主性价值。同时，在传统体育文化现代性转型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遇见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困难，诸如20世纪20、30年代发生在我国的“土洋体育之争”，以及当下在全球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