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入戏，何妨点染-《桃花扇》的历史写实与艺术加工.docx

? ? ? ? ? 以史入戏，何妨点染 《桃花扇》的历史写实与艺术加工 ? ? ? ? ? ? ? ? ? ? ? ? ? ? ? ? ? ? 《桃花扇》是一部尊重历史事实，有着强烈真实感的历史剧。孔尚任本人专门作了《桃花扇小引》《桃花扇本末》《桃花扇考据》等，来说明《桃花扇》一剧之来源于历史，并忠于史实的属性，许多学者也将《桃花扇》看作是南明小朝廷的信史。但戏剧毕竟是艺术而不是历史，戏剧创作也不能等同于历史研究。身兼历史学家和历史剧作家两种身份的郭沫若对于历史剧的创作究竟要不要严格遵守史实曾做过阐释，他说：“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1]戏剧创作说到底是文学创作，所以，它不能排除虚构、加工、整合等文学手法的运用，在基本历史史实没有大偏差的前提下是可以按照创作主题的要求来进行发挥和演绎的。这是文学的本质规定性，古今不异，中外皆然。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2]所以，《桃花扇》虽然在戏剧中描写了历史上的人和事，“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无所避忌者”，好像无所避忌，但是它为了表达自己的理念，还是对真实的历史进行了一些改动，所以，它“不必目为词史”，而只能是一部历史剧。 一 “句句曲白，可作信史” 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说：“《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时？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剧中“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桃花扇凡例》）为了证明所言非虚，孔尚任详细讲了《桃花扇》创作的来龙去脉，他在《桃花扇本末》中说： 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年，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虽不见诸别籍，其事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孔尚任在此声明，《桃花扇》故事的本事来源，是有出处的，不但有人证，如他的族兄孔尚则、他的岳父秦光仪，还有物证，如诸家稗记。即便是剧中最富想象力和浪漫色彩的杨龙友点血画扇铺为桃花的情节也并不是他的虚构和独创，而是得之于当事人杨龙友的小书童。他还声明，正是这样一个新奇可传的情节打动了他，让他产生了创作这样一部历史剧的冲动。而且，这样的一个浪漫、纯洁和哀伤的桃花意象也让他找到创作的突破口，即以桃花扇作为由头和背景，来讲述故事，铺陈侯李的爱情、哀悼家国的兴亡。在《桃花扇凡例》中，孔尚任说桃花扇是“珠”，作《桃花扇》之笔是“龙”，“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 除了在剧作之首强调了自己作品所反映内容的真实性，他还在剧作中以多种方式对此加以强调。例如，孔尚任作有《桃花扇考据》，列出参考书籍二十余种，有关考据一百三十五条。列举了《桃花扇》中所提到的历史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如“甲申年四月十三日议立福王”“五月内阁史可法开府扬州”“乙酉年正月初七日阮大铖搜旧院妓女入宫”等，以及他所参考引用的历史和文学文献，如《癸未去金陵与阮光禄书》《寄宁南侯》《柳敬亭传》等，以强调自己所写的离合之情和兴亡之感皆有所本，让读者相信《桃花扇》确为史笔。 孔尚任还借助每一出的剧批和总批，反复说明自己对历史事实的尊重。《阻奸》出曰：“句句曲白，可作信史，而诙谐笑骂，笔法森然。”《逮社》出曰：“此折俱从实录……如太史公志传，不加砭刺，而笔法森然。”《迎驾》出曰：“描画拥戴之状，令人失笑，史公笔也。”《沉江》出评论左良玉、黄得功、史可法这“有明三忠”的不同死法，说：“三忠之死，皆临敌不屈之义。而写其烈烈铮铮，如国殇阵殁者，岂非班、马之笔乎？”他还借剧中人物之口来向读者传达自己面向现实、面向历史的写作意图。《试一出·先声》中，老赞礼向读者交代说，《桃花扇》一剧“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眼见”。 正因为有这样尊重历史、力图凡事以史为据的创作原则，孔尚任担心自己见闻未广，又不愿背离史实而凭空勾画，所以，他把《桃花扇》的故事在自己脑海中酝酿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动笔。在《桃花扇》本末中，孔尚任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等到他进京做官之后，尤其是外放治河之后，他接触到大量的明朝遗民，从他们口中得到大量鲜活的历史资料。他也实地考察了扬州、南京等《桃花扇》故事的发生地，加深了自己的易代之悲。等到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结合起来之后，他才动笔。这种以史笔写戏剧的创作方法让那些身历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