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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招商局创立及影响 保险是保险人通过收取保险费的形式建立保险基金，用于补偿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在人身保险事故(包括因死亡、疾病、伤残、年老、失业等)发生时给付保险金的一种经济补偿制度。任何一种保险形式都包括三个要点:保险人、保险基金、保险事故。［1］保险业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金融经营方式，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入侵而进入中国的。我国最早的保险公司是英国人于1835年在广州开办的裕仁保险公司，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开设的首家保险公司。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洋商保险公司一直在中国保险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保险业作为一种新的服务行业，在一段时间内更有利于外资企业发展和为外国在华势力服务，这就使中国的企业受到排挤与挑战，迫切需要成立中国自己的保险公司。［2］1865年中国最早的民族保险企业———义和保险行在上海成立。［3］从总体来说，义和保险行规模远不及外国保险企业，真正称得上我国第一家规模较大，作用突出的民族保险企业是保险招商局。 鸦片战争后，外国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经济开始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当中。随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的对外通商，海上贸易越来越广泛，航运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船货的安全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成立保险公司，降低航运风险，势在必行。《申报》于光绪元年十月七日起连续半月刊载《保险招商局公启》，其中记载:“保险之设，起于泰西，不等船货房屋等项，均可按价立限具保，早有成规，在物主所出不及一分之责，即能化险为夷”。［4］这段材料点出了保险的重要作用，即“物主所出不及一分之责，即能化险为夷”。通过保险可以花很小代价，使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虽然保险有这么大的作用，但“惟中国于保险一事向未专办”。［5］洋商保险公司长期垄断中国保险市场，迫切需要中国拥有自己的保险公司。1862年，美商兼收华股，采用中外合办的形式首先成立了专业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接着，洋商成立的轮船公司有:同治四年成立的香港、广东和澳门轮船公司，同治六年成立的公正轮船公司，同治七年成立的北清轮船公司，光绪三年成立的印度———中国航业公司等。［6］这些轮船公司几乎独霸中国航运业，中国航运遭到致命打击。1872年12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委派朱其昂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朱其昂多方招募商股，但应募者寥寥，加上他经营新式航运的方式问题，仅仅半年就亏损四万余两，被迫辞职。1873年7月，李鸿章委派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1874年招集股本四十七万两，实行官督商办。［7］轮船招商局自创办之日起，就明白保险的重要性。其1872年的条规称:“本局招商畅旺，轮船愈多，保险银两愈重。拟由本局自行保险，俟银两积有成数，再行设立公司，广为保险”。［8］李鸿章也认识到这一点，1872年6月20日，他在上奏清政府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明确指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别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赀以倾奇，则需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 随着轮船招商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进一步发展，势必要求有保险公司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但当时的保险市场为洋商保险公司独占经营，对招商局的发展极为不利。起初洋商保险公司对招商局进行抵制，试图挤垮刚刚兴起的民族航运业。轮船招商局初向英国的怡和洋行和保安行投保，但两家所提条件极为苛刻，只允许每艘船保1．5万两，且以15天为限。以后虽有变化，但对招商局船只仍只限保6万两，余下部分自负。且船舶保险费惊人，需按保险金额的10%计算。1875年3月，中英“福星号海难事故”之后，由于英船主外逃，招商局并未追回应赔款项，反而倒贴2．4万两的高额抚恤费用，直到两年后才获赔1千英镑(合银3千两)的事故损失。“轮船招商局的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其获利甚速且多”，而且处处受排挤、刁难。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前面的设想，“以公司集股，由唐景星、徐雨之两君总理其事，设立保险招商局，仿照各保险行章程办理”。［10］为了摆脱消极地作为保险业的顾客的身份，1875年，经北洋大臣李鸿章特批，命轮船招商局总局试图筹办“保险招商局”，在唐景星、徐雨之的发起集股之下，开始筹办，保险招商局就这样应运而生。 成立保险招商局，一定要有保险本银作为基础。“查保险洋行，资本多则三十万两，少则十万两。本局今译酌中办法，集股千五百份，每股规元一百两，共成保险本银十五万两。其银分存股实钱庄等处生息，均有券据存局为凭”。［11］由于唐景星、徐雨之等对外商保险业接触较早，都曾在洋行或外商保险公司工作或做过投资，对外商保险公司的管理方式、业务技术和运行模式了解甚多，并在长期的经营和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保险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