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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风险控制的信息监管研究 文献回顾 国际上，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文献较早也较多，一般都是在政府债务风险分析框架下进行专题研究，侧重于债务风险监控与方法，并制定预警机制，实施实时监控。上世纪30年代以前，主要的研究观点是古典学派的“债务有害论”。这一思想成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债务思想的主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亚当?斯密(Adamsmith)的反对政府发行债券［4］;李嘉图等价理论(RichardianEquiva-lence)的不赞成政府举债［5－6］。随着大衰退在20世纪30年代的爆发，使得很多经济学家对政府债务的作用重新思考，认为政府负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经济学派理论，即“政府债务新理论”。这时期代表性人物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阿尔文?汉森、A?P?勒纳［7－9］。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的研究成为主流，大部分学者认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可以更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尤其是进入90年代，关于政府债务及其风险控制研究成为关注热点。国内研究政府债务始于世界银行从政府债务监督角度提出的财政风险矩阵概念，将政府面临的财政风险归为四种负债，而每种负债均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中的两个:显性或隐性、直接或或有。以此政府债务分类方法为基础，国内涌现出大量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研究文献。从财政风险的角度出发，以债务总量衡量政府的举债规模。如樊纲(2002)、刘尚希(2002)、肖振东(2009)、于海峰(2010)、崔军(2011)分别估计了我国地方债务总量规模，得出总量地方政府债务可控，但是存在财政风险，应引起重视［10－14］。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方面，马骏、刘亚平(2005)［15］从逆向软预算约束的监督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匡小平(2004)［16］、洪源等(2006)［17］等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探讨;王晓光、高淑东(2005)［18］、裴育、欧阳华生(2007)［19］、张海星(2009)［20］、章志平(2011)［21］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因，提出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体系的思路和加强债务管理的措施，从而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程度、债务风险成因和综合治理研究方面，巴曙松(2010)［22］、贾康(2010)［23］等都曾发布过2009年末和2010年末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总量;马海涛、秦强(2010)［24］、贾康(2010)［23］、类承曜(2011)［1］、梅建明(2011)［25］等认为经济发展阶段、财政政策、财政体制、财政法律制度、地方投融资管理机制缺失等内外部客观因素导致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加剧，必须严格加以控制。另有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和警戒线，如武彦民(2010)运用债务负担率，结合国际警戒线标准和我国国情，研究出我国2009年末地方投融资平台占地方政府债务比例及其对地方政府债务激增的贡献度［26］;沈明高、彭程(2010)估算了我国2010年和2011年地方投融资平台可能增加的债务及风险［27］。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尚缺乏对地方债务风险控制的政府会计信息监管的研究。因为我国缺乏真实、完整的对外披露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所能提供的地方债务信息十分有限，而地方债务信息是由政府会计信息系统来提供的，信息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与控制。所以笔者力求在现有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控制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从政府会计信息监管的角度展开研究，为加强我国地方债务风险控制提供积极的政策建议。 地方债务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债务规模大，责任主体不明确政府多头举债、多头管理、各自为政，举债主体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缺乏科学合理的可行性项目论证以及严格的举债审批程序。举债的盲目性，造成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激增，尤其是隐性债务或或有债务，这些债务总量难以估计，且长期处于政府监管之外，偿债主体不明确、偿债的积极性不高、还款意识淡薄，加剧了政府财政风险，从而使得难以对地方债务风险进行有效的量化管理。2、债务管理不规范，效率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举债资金来源较广，举债的主体诸多，有地方政府部门、各种融资平台公司、事业单位等部门。债务资金的使用不规范，有的地方政府将债务资金违规用于房地产开发、办公大楼和城市形象工程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有的甚至投入到高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效益不佳，风险较大;还有的把大量的债务资金闲置，效益低下。3、债务信息不全面、不透明，隐蔽性强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制度的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使得政府会计记录和报告的信息只有直接显性债务中的一部分，而间接隐性债务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