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重建探究论文.docVIP

儒学重建探究论文 摘要：儒学复兴可以是复兴对儒学的尊重，可以是复兴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状态，也可以是在继承传统文化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这个复兴的过程不是在原有意义上的重现辉煌，而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外来文化并孕育时代精神的过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儒学将在完成文化的整合和创生后呈现出新生命之状貌，以《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序”为切入点，探析儒学重建之可能和途径。 关键词：秩序重建；第一（二）序；历史视角；创造性转化。 我们提倡儒家文化的复兴，如何复兴、复兴后所应呈现的状态成了我们探讨的重点。学者对于儒学的看法是仁智各异，不尽相同，儒学的真精神之探求始终是焦点。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里提到文化重建的问题，给我们思考问题提供了一条新路向。 多数学者共识，”宋学”即是”宋代儒学”之简称，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钱先生言简意赅的道出了宋代儒学的基本精神，其弟子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对于”宋学精神”进行了解剖分析，重新定位”得君行道”和”道理最大”两者的关系，这被很多人视为颠倒乾坤，引起了包括田浩（HoytTillman）、陈来、葛兆光、杨儒宾等多位专家学者的激烈讨论和述评。 长期以来，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我们已形成了用看待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哲学，用研究西方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儒学也经常作为一种”知识”来传授，在这过程中，由于受西化视角的约束，道学从儒学中抽剥出来，道体又从道学中抽剥出来，更加形而上学化，这其实是将一种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化约为哲学，进而又将哲学化约为某一种哲学流派或哲学家，如此层层割裂，原有的一种圆融存在的民族文化便面目全非了，儒学的内在性和完整性已一步步丧失殆尽了。 学界对朱熹的关注，多是多集中在他对”心”、”性”、”理”等范畴的论述及对新儒学的体系建构的作用，他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关系，朱陆之争以及对后世”尊德性”与”道问学”风气的影响等，余先生抛开这些，从朱熹”思想世界”转向”历史世界”，着力关注朱熹与宋代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朱熹放回整个宋代的历史场景中去审视。”‘‘‘‘历史世界’’’’含义甚广，就朱熹个人而言，此一历史世界并非只是外在于朱熹个人的时代背景，而且是他所参与其中的生活世界；这一’’’’历史世界’’’’又不是指朱熹的全部个人生活史，而主要是指朱子生活所在的政治世界，即他的政治交往、政治关系、政治活动；同时，又指与朱熹相关联的国家政治生活与政治文化……”。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就是说，重建儒学，时下社会的现实世界是不容忽视的，况且我们当下的世界比朱熹所生活的年代更加纷繁芜杂，更需要我们用慧眼去把握。 通过研究朱熹的”历史世界”，余先生提供了一个区别于以往的研究哲学的方法途径。在通常的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道学或理学理解为就是讲道德性命的内圣之学，在这种理解中，外王之学虽与理学并非完全不相干，但在理学中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余先生认为，虽然理学以内圣之学张显其特色，但内圣仅是其特色而已，理学内圣的最终目的仍是在人间建立合理秩序，而这也是整个宋代儒学的目标。因此要了解理学和外王的关系，就不能简单的把理学从儒学中抽离出来，单纯研究它的特色，而要把理学重新放回宋代儒学的整个体系来理解，要把理学与政治文化充分联系在一起，还原其全貌，要完成”秩序的重建”，就涉及到一个们复兴儒学所应借鉴的”转向”的问题——秩序重建。 余先生说：”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前者为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经典依据，后者则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证。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他在肯定过去传统叙述方式的合理性的同时，进行了隐晦婉转的批判，否定了通常意义上的”理学史”或”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他认为，通常对于理学和理学家的误解，都是囿于传统的思路和方法，这导致人们忽视了思想与政治的关系，误以为理学家只是空谈形而上的心性义理而游离于政治之外，他对新儒学以”道统大叙事”的方法叙述理学史的做法也有不同看法，认为”道统大叙事”把理学当做绝对超越的内圣之学或形而上学，给人感觉新儒家的为学路向仅此而已，所以招来很多新儒家人物的异议。并且，余先生放弃了他一直提倡的”内在理路”说，而强调外在政治文化在理学历史和思想研究中的中心位置，在说到朱熹、陆九渊时，避而不谈通常关于朱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