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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学汉朝文学关系研究 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区)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情况。像汉字的产生，前人依据《周易?系辞下》之说，将上古结绳而治或伏羲作八卦与文字的起源联系起来。这尽管是一种传说，但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我国文字的起源，正是在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再者，不少经书还论及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论述更多。《先进》记有孔门四科，其中“言语”是仅次于“德行”的一科。《子路》则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孔子十分注意字词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经尤其是修《春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孔子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这种《春秋》笔法不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也颇多沾溉。胡适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春秋》及其体现出来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2]（P90）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中国修辞学、训诂学的萌发，并非《春秋》一书使然，而是时代之必然，但毋庸讳言，《春秋》在其中确实是起着促进作用的”[3]（P22）。另外，《周礼?地官?保氏》还有关于文字“六书”的记载，只是未见具体所指。更为重要的是，大致在战国时期，本用于经书训诂的《尔雅》诸篇相继问世，使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实现了一次飞跃。凡此种种，表明具有兼容各科知识特点的儒家经典及经学，一开始就与语言文字学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 继甲骨文、金文之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教学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字书或者说童蒙识字课本的编写表现出来的。相传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接连出现了李斯《仓颉篇》、赵高《爰历篇》、胡毋敬《博学篇》。三者多取于《史籀篇》，广泛流传。可惜今已亡佚，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入汉以后，又有司马相如《凡将篇》等一批新的字书陆续推出，它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仓颉篇》的影响，或取其正字，或加以续补。但与《仓颉篇》不同，它们已经带有较为明显的儒家经学的色彩，成为经学独尊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直接反映。在这里，就文字而言，“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4]（(汉书?艺文志》）。遗憾的是，在这些著作中，仅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作的《急就篇》流传下来。 《急就篇》提到：“宦学讽《诗》、《孝经》、《论》，《春秋》、《尚书》、律令文。治礼掌故砥厉身，智能通达多见闻。”这就是说，为仕宦所必需学习的各种知识中，《诗经》等儒家经典占有核心地位，人们从小就应培养读经入仕的思想。我们知道，汉武帝独尊经学、以经取士之后，研习儒家经典成了最主要的仕进方式，甚至几乎发展到非通经学，不能作官的地步。特别是在西汉后期，朝廷公卿大都通过经术而进身。士人学子也普遍意识到读经与入仕的关系。曾以《洪范》察变的夏侯胜就常对弟子们讲：“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4]（《汉书?夏侯胜传》）这种氛围，自然会对学童的启蒙教育有所影响。因此，本于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经学之旨，《急就篇》极力渲染刘汉皇朝的威德和业绩：“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5]另外，从书中似乎亦可窥见经学自身的演变。汉武帝尊崇的经学，实际上是以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立于学官、设置博士的都是今文经。直到元成之时，古文经学尚未走上前台。在社会上，人们接受的也主要是今文经学的教育。如《急就篇》有言：“圣贤并进，博士先生。”[5]还有它罗列的一些姓名，唐人所见“《易纬》中颇有姓名与此同者”[5]（颜师古：《急就篇注》）。这说明，与今文经学密切关联的谶纬之学对《急就篇》十分看重，多有取资。应该说，这些都透露出经学领域今文经学独盛的信息。 汉代语言文字学的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古文经学的兴起，归功于古文经典的陆续发现。相对于今文经典，这些古文经典或收藏于秘府，或流传于民间，处于在野地位，未设博士，不列学官，但却引起一些好学深思之士的兴趣。为了研习、宣传这些经典，他们随即致力于探究其中所用古字的原义。应当承认，此举对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是一个有力的促动。刘向、刘歆父子在其间占有重要地位。刘向虽在总体上属今文学派，但却对古文经典很感兴趣，并有所研究。桓谭《新论?识通》提到：“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三人，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