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福利法律的特征与启迪.docVIP

儿童福利法律的特征与启迪 本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我国原有的家庭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直接冲击，很多家庭逐渐感受到教养儿童的压力，并衍生许多儿童相关的问题与困境，如孤残儿童、流浪儿童、街头乞讨儿童、被拐儿童、被虐待儿童、患重病无钱治疗儿童等。为解决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儿童困境问题，近两年来有不少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制订儿童福利法，明确父母、政府各职能部门、司法机关的具体职责以及衔接制度。这些呼呈如果可以实现，将从根本上解决困境儿童问题，让更多困境中的儿童得以健康成长。我国大陆儿童问题的解决和发展亟需一部儿童福利法给予法律上的保障，而我国大陆地区儿童福利法律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或可以说还没有真正起步，考察现有几十篇关于儿童福利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儿童福利的现状，专门从事儿童福利研究的学者也是凤毛麟角，寥寥几人（如陆士桢、刘继同、尚媛捷等），涉及儿童福利法律研究的也只限于对十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历史和体系的简单概述，并没有进行细致研究。笔者通过分析我国台湾地区与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辨明优劣，以期为我国大陆地区将来制订儿童福利法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缘起于两者与我国大陆具有许多相同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且地理位置同属东亚。 一、我国台湾地区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特色 我国台湾地区儿童福利事业的历史沿革是国民政府迁入台湾以前在大陆时期推展保育、救助等工作的延展。国民政府迁入台湾后，受国际福利国家思潮的影响，儿童福利工作进入了的一个崭新的阶段，儿童福利行政体制逐步形成。1973年台湾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其儿童福利事业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该法案以维护儿童身心健康、促进正常生长与发育，及保障儿童福利为宗旨，但此法案对儿童保护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1993年《儿童福利法》修正后，儿童保护工作制度化，儿童保护由消极被动向积极主动发展，确立了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私领导的法律依据，扩大了对儿童保护工作的范围。1999年11月20日，儿童局正式成立，儿童福利工作体系更加完善，儿童福利工作迈向新纪元。2003年5月2日“立法院”将《儿童福利法》与《少年福利法》合并修改为《儿童及少年福利法》，该法案在福利服务措施方面更加完善周全，提供更加积极的发展性服务，并且彰显对儿童和少年权益的重视。台湾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经历了健全法律体系、建立行政组织体系、制度化、专业化的发展轨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儿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原则和重视儿童权益保护 台湾儿童福利法的精神基本上是沿用西方的，认为儿童是人类发展相当独特的阶段，需要整个社会特别的关怀与照顾，儿童工作应以儿童最佳利益为原则，该原则也已成为国际保护儿童权利的基本原则。1993年台湾《儿童福利法》修正案确立了儿童福利最佳利益原则，《儿童福利法》第五条规定，政府及公私立机构、团体处理儿童及少年相关事务时，应以儿童及少年最佳利益为优先考虑，有关其保护与救助应优先处理；第十四条规定，法院认可儿童及少年收养事件，应基于儿童及少年最佳利益。台湾儿童福利法律制度非常重视儿童权益保障，以儿童权益保障作为该法的立法目的，该法开宗明义为促进儿童及少年身心健全发展，保障其权益，增进其福利。该法专设第二章《保障儿童身份权益》，规定收养儿童应符合儿童最佳利益，满七岁儿童被收养时应尊重儿童及少年的意愿。该法除规定儿童有免受恐惧、接受健康与照顾的权益外，也特别重视儿童的隐私权、发展权、人格独立权以及提供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成长环境。 （二）以家庭服务为核心的儿童福利 儿童最早接触的环境是家庭，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台湾儿童福利法认为家庭是儿童及少年成长的最佳环境。儿童及少年福利法认为儿童应享有家庭的妥善照顾，《儿童及少年儿童福利法》第十九条规定直辖市、县（市）政府应鼓励、辅导、委托民间或自行提供支持及维系家庭功能的相关福利服务，包括对家庭提供咨询辅导服务、办理亲职教育、家庭生活扶助或医疗补助和儿童托育服务，以加强家庭功能增进家庭的融洽。《儿童及少年福利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如家庭无法落实对于儿童及少年的保护工作，直辖市、县主管机关应提出儿童及少年家庭处遇计划，该处遇计划包括家庭功能评估、儿童少年安全与安置评估、亲职教育、心理辅导、精神治疗、戒瘾治疗或其他与维护儿童及少年或其他家庭正常功能有关之扶助及福利服务方案。若儿童及少年必须家外安置时，亦应加强家庭重聚服务，协助安置儿童及少年与原生家庭亲情的连结，并能尽早返回家庭。[1] （三）强化初级预防 台湾儿童福利工作将预防性服务作为重点工作，提供强化预防的医疗保健，强化儿童生长环境的卫生、营养、视力、体能，发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