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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下的词体艺术风格论文 一、《论修辞》产生的词坛背景与詹安泰的“大词学”观 对于“学词”和“词学”的区分和界定，与胡云翼等词学家的积极倡扬有着密切关系。1930年，胡云翼就在《词学ABC》中特别强调:“我这本书是‘词学’，而不是‘学词’，所以也不会告诉读者怎样去学习填词。”［3］这一观念逐渐成为共识。随着《词学小丛书》(胡云翼编)十种等的刊行，现代词学的概念和内涵基本确定。1934年之后，相关以词学命名的论著已逐渐消歇，也较少收录学词的内容。而民国初年词学体系的建构，也正是以学词与词学的分化作为基础的。但学词与词学的区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技法、词藻等与创作密切相关的内容，与“明其利病得失”的词学疏离开来。作为《词学季刊》的作者之一，詹安泰当然不会也不可能不知道这篇“无异于现代词学诞生的一篇宣言”［4］的文章。但詹安泰显然并不完全赞同将学词与词学判为二事的观念，而是试图建立包含“学词”、并以“学词”为基石的“大词学”体系。他在《词学研究?绪言》中写道:声韵、音律……章句、意格、修辞，俱关作法，稍示途径，庶易命笔。至夫境界、寄托，则精神命脉所攸寄，必明乎此，而词用乃广，词道乃尊，尤不容稍加忽视。凡此种种，皆为学词所有事。毕此数事，于是乃进而窥古今作者之林，求其源流正变之迹，以广其学，以博其趣，以判其高下而品其得失。复参究古今人之批评、词说，以相发明，以相印证，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其有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者，为之衡量之，纠核之，俾折衷于至当，以成其为一家言。夫如是，则研究词学之能事至矣，尽矣。［1］9这段论述将词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内在的逻辑层次非常清晰:学词是基础，了解其声韵、音律、谱调、章句、修辞等;其次是广博其学，知源流正变;进而才有可能自成一家之言。主张在了解词体艺术特质的基础上，来研究词学，否则虽穷极繁富，也不过是拾人唾余，难有创获，仍作门外观也。只有建构在对学词、作词有充分体会基础之上的词学，才是詹安泰所期待的“大词学”之完整体系。作为抒情文体样式的代表，艺术审美和文体风格在词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詹安泰《词学研究》中“兼论学词，非尽词学”的观点，将“学词”作为“词学”基础的架构方式，是对清末民初以来，断续离合的“学词”与“词学”关系的再思考，也是授课的需要。只有在了解“学词”之后，学生才能初步掌握词的体制特点，才能深刻感受精微窈曲的词体之美。实际上，龙榆生的《词学十讲》作为创作类课程的讲义，就兼采了这种“大词学”的观念。而詹安泰“大词学”观的形成，也与他富有词创作经验、并已著有《花外集笺注》(完成于1936年)有关，是以文本细读法笺注词集之后的深辨甘苦之论。在詹安泰“大词学”体系的基础———“学词”的研究中，《论修辞》是最为特别、也最具有“总结与开创意义”［1］12的一篇。 二、主情说:“别是一家”的词体修辞论 修辞学是“语言学和文学交界处的学科”［5］，主要研究语言的风格与运用效果，研究如何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及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一般认为，1905年出版的《修词学教科书》(汤振常)是中国现代修辞学之启蒙;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陈望道)是现代修辞学建立的开端。就词体修辞研究而论，我国古代词体修辞思想集中体现在词话、词选及其批点评注中，各种序跋、书简、题记、诗话、随笔等也散见有词体修辞的内容。最早可追溯到宋代苏轼、晁补之的词论［6］。其后如李清照《词论》、王灼《碧鸡漫志》、沈义父《乐府指迷》、张炎《词源》等，都有许多关于词体修辞的论述。及至明清，南北宋之争纷起，开宗立派，各示津逮，修辞技巧与修辞现象的分析和评价成为词话、词论中的核心内容。但词话、词论、词选中的修辞思想，表现出较为零散随意、浑沌模糊的特点。詹安泰第一次引入现代修辞学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词体，从语言文本出发，运用分析、综合、归纳和演绎等现代研究方法，对词体修辞现象进行归类、提炼、总结，并且突出词体修辞的主情特征，呈现了与古代词论大异其趣的风貌。《论修辞》开篇就指出词体修辞与其他文体不同，认为词的修辞“微妙难识，繁复难理”，较其他文体更为复杂、婉曲、细腻、深隐。因为词须受调谱、音乐等的限制，而词之缠绵的情感、宛转隐微的心事、吞吞吐吐不欲明言的特质，也决定了词体修辞常有“尤为特异”、难遵常轨［1］130之处。以“主情”作为词体修辞论中最主要的观点。现代修辞学的创始者如陈望道、王易等，都认为修辞应以修饰题旨情境为主，尤其应以情意的修饰为主。王易曾提出，修辞之目的就在于使读者“动情”［7］。詹安泰的词体修辞观接纳了后人对“修辞立其诚”的引申义，蕴含了情意真诚的内核。指出词体情深意曲的艺术特征，正是有赖于修辞的恰当运用才实现的;而读者的会心与作者的用心，也是通过不同的修辞才得以传达。由词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