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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积极及启示 [摘要]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关联性，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儒家文化的思想精华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及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当前，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启示。必须切实保证思想认识的与时俱进，及时提高各项建设的科技水平，积极培养全体人民的中国灵魂，建构保证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不断激发拼搏进取的动力热情。 [关键词]儒家文化；当代中国；积极作用；启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主流，不仅反映过去人们的思想追求，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新时期的各项建设事业无不需要在继往开来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超越。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必须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温家宝总理2010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l(P32)。虽然学者们对儒家文化的具体理解及其适用性存在不同看法，但儒家文化提倡的“兼容并蓄”、“人和守信”、“礼德仁政”、“重人利器”等思想在当代中国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则成为国人情感、信念和追求的文化内核之一。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有何内在联系？它在当代中国有哪些积极作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哪些有益的启示？对此，笔者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着重展开以下三个层次的分析与阐释。 一、儒家文化的历史延展及其与当代中国的内在联系 儒家文化是以孔、孟、苟为代表的文化流派，它起源于先秦，绵延更替和传承演化于当代。其核心价值诉求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思想为春秋时期的孔丘所创，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尊重，逐渐成为占支配和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儒家文化占据了主流地位，各个时代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文化烙印。而今，儒家文化仍在延续，它与当代中国有着十分紧密的结构性关联。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精神源泉之一，时代精神和外来文化则不断为之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不仅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更昭示着新时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命运。 （一）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及其演化历程。从思想精髓的角度看，儒家文化在从古至今的演化历程中，不断吸收其他非主流文化思想而最终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文化内核。从其演化历程看，“至圣先师”孔子以“知礼”而出名，他承袭并推崇周礼，并将这些礼节传授给他的弟子及平民百姓。国内有学者指出，“孔子特别提出‘仁’字，为礼乐画龙点睛”。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内有的东西，而礼则是表现在外的种种礼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P233)。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苟子不仅分别提出了性善论和性恶论，还分别发展完善了孔子的“仁”和“礼”。孟子明确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并把孔子的“仁学”思想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儒家异端苟子，将仁政学说礼制化，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来发展孔子“礼”的思想，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离开了“礼”的约束，就会天下大乱，主张“以礼为主，礼法并施“，推崇先王制礼以治天下。儒家文化发展到秦始皇时期跌至极点，“焚书坑儒”造成儒家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留下巨大缺憾。直到西汉时期，儒家文化方显抬头之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为董仲舒发展新儒家文化提供了政治条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发展和完善。时至魏晋南北朝，儒学又面临危机，但当时的傅玄却大力尊崇儒学的“礼义”、“仁义”思想[5](P198)。宋明理学时期，张载、程颢、程颐对儒家的“仁政”、“礼义”、“民本”、“重贤”等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完善。而朱熹更是强调“为政以德”、“仁义为先”的儒家思想。此后，儒家文化随着岁月推移，不断缓慢向前演进。明清时期，儒家文化再次受到忽视，甚至遭到批判。民国时期，虽有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推崇儒家道德，但也未能使之像先秦、西汉时那样备受尊崇。 （二）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内在关联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孑L”，缺乏儒家文化发展的空间。“文革”结束以后，儒家文化才开始受到客观对待逐渐得到广泛认可，并呈现出国际化的蓬勃发展态势，在当代中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引起东西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