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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环境保护论文 1环境领域中信息角色的凸显 信息是人类理性行为的基本要件，在环境领域中尤其明显。环境问题的未知性与不确定性，主要源于相关信息的缺乏。现代社会中的污染问题很少是甲导致乙受害这样的简单情形，受害者常常不知道自己遭遇什么样的潜在损害、这些损害来自何人以及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甚至某一损害是否真实存在都难以确定。即使能够在特定的污染源和具体的受害者之间建立起可识别的联系，后续的两个问题出现了：谁应承担控制污染的责任；谁来监督责任的履行，此时又存在不同的解决方案。很明显，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信息缺口，如能获得填充，将实质性地改善环保部门应对污染的能力。考虑到信息所扮演的基础性角色，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规制工具，“旨在为交易主体或规制机构提供决策信息以改善决策质量”[1]。信息工具呈现不同的形式，具体到环境领域，主要包括两个面向：一是受规制对象的信息公开，即鼓励企业披露自身的环境信息，强化市场机制和公众意见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制约；二是规制机构的信息公开，即推进环保部门公开环境信息，强化对环保部门执法的公共监督。二者之间具有相互连动的关系，其中又以前者尤值注意。原因是企业对其环境信息的公开，不仅可以消解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可以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合作解决环境问题。在环境领域中，朝向企业的信息工具多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环境标志计划，目的是通过揭示环境外部性，使消费者知悉其生活方式、购买决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而改变消费习惯。例如，美国首个重要的环境信息政策发端于节能考虑，受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的影响，联邦政府要求家电厂商标注其产品的能源成本，推出了适用于家用电器的能效标志[2]。受其影响，德国在1978年制定“蓝色天使”计划，我国也在1993年启用“绿色十环”标志。二是社会成本披露计划，不同于环境标志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消费者在不同产品间做出选择，该计划的目的是告诉公众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推动企业自愿减少排放。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1986年《紧急规划和社区知情权法》（EmergencyPlanningandCommunityRight-to-KnowAct）引入的TRI——有毒物质排放目录（ToxicsReleaseInventory）制度，要求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每年报告有毒化学物质的排放量[3]。我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也规定了类似要求①。 2信息工具的产生背景和实际效果 信息为何能成为一个重要的规制工具？存在不同的原因，主要还是来自公众长期以来对传统的命令控制式规制的不满，希望通过信息公开方式激发企业自我约束的动力，减轻环保部门的执法负担。 2.1产生背景 2.1.1对命令控制式规制的批评 命令控制式规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制方法，在环境领域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环保部门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般通过排污许可证制度落实；二是环保部门规定企业必须达到的技术标准，以最佳可得技术为代表。命令控制式规制的功能主要是否定性的：通过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阻止企业违反环境法律。这类规制现已受到严厉的批评，实践反复地揭示，其常常是无效率的。首先，命令控制式规制严重依赖于政府，其成败取决于环保部门的热情、能力以及执法资源的投入情况；其次，环境执法中一直不能根除的寻租和俘获问题，削弱了命令控制式规制的公正性；最后，命令控制式规制也因过于静止而受到批评，企业在达到排放标准后，不再有动力进一步减少排放，无法激励企业的自愿改进行动。美国斯图尔特教授认为，对命令控制式规制的过度依赖，导致不断上升的“规制疲劳”，即公众要求越来越高的规制保护，而规制机构似乎越来越不能以有效的方式提供这样的保护[4]。 2.1.2作为替代的信息工具的兴起 命令控制式规制实施中的不尽人意，引起了是否可通过其他成本更低的规制方法达成环境保护任务的争议。一些学者主张以市场机制来替代，如庇古税、科斯的产权理论、排污权交易以及利用消费者的良心支持环境友好产品等[5]。问题是这些基于市场的规制方法仍依赖于对环境问题的科学理解，导致其继续受到信息缺口的困扰。有鉴于此，一些理论认为，通过新的、分散化的信息规制，可以改善企业的环境表现。例如，理性行为理论建议，如果受影响群体能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污染信息，将减少对污染者采取集体行动的成本；环境正义理论认为，当公众知道自己暴露于污染时，他们所具有的比较正义感将促使其采取针对污染者的行动等[6]。与命令控制相比，信息规制的优势表现在：首先，具有更大的弹性。信息规制除要求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外，并没有其他的要求，既未直接限制企业的经营活动，也未强制企业达到法定的排污标准，是“一种最尊重市场的市场友好型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