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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探究论文 自由贸易除了能为贸易双方带来贸易利得外，对各自的技术创新也存在着多重积极影响。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和贸易自由化的主流形势下，在静态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会影响其贸易的模式、规模和利得；在动态意义上，国际贸易会影响到其总体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事实上，仅从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间的关系而言，两者之间是互动的；而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对其技术创新的影响应该更为具体和深刻，因为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技术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展示和发挥其“后发优势”，继而步入经济起飞和增长阶段的重要手段。 一、技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生产不仅取决于各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经营管理能力）的数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组合上述各种生产要素的技术。因为技术不仅可以节约稀缺的经济资源，同时在给定的要素规模条件下可以实现更大的产出和生产更多样化的产品。事实上，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而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俄克歇尔-奥林-萨缪尔森（H-O-S）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禀赋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禀赋理论”、“贸易技术论”、“市场结构论”和“动态比较优势论”等为代表。 “新要素禀赋理论”与H-O-S模型的区别在于：其一，从“劳动”这一传统生产要素中分离出熟练劳动（即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其二，将知识也视为一国的禀赋之一。通过研究和开发（R＆D）产生的知识，既可以体现在劳动力上，也可以体现在资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隐含了一国在动态意义上可以创造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其三，将“技术”变量引入要素禀赋模型，如同传统的劳动和资本一样，强调创新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技术变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R＆D支出水平和具体的创新数据来表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是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首先，理论中没有彻底解决“技术”的待遇问题。因为“新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将“技术”视为要素之一，但是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地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技术”的动态特征。其次，“新要素禀赋理论”将生产要素看作是贸易流向的内生决定因素。事实上，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等几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断变更着的，因此不能以静态的眼光将要素看作是一国固定的“禀赋”。 “贸易技术论”将技术差异视作贸易的主要决定因素。在波斯纳的“贸易技术差距模型”中，一国由于发现了某种新产品和新工序而获得了暂时的比较优势，直到其竞争对手具有了相应的创新模仿能力，创新国才会丧失这种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创新国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可以不断地通过新的创新取代被竞争对手模仿的旧创新，进而在各阶段始终保持比较优势。在海什和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中，假定一国在创新生产上具有优势，在商品生产的初期，生产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商品价格较高、产量较低，加上接近市场有助于接受消费者的信息反馈和进行相关的服务，生产在创新国进行；随着商品的成熟和标准化，价格下降、生产时间变长，商品生产可以转移到其他具有成本优势的国家；创新国继而可以生产另一种新产品。可见，无论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还是“产品周期理论”都认为创新国会出口新产品；都强调在引进一种新技术对产品生产定位影响中的时间的重要性；都认为新产品的生产和R＆D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应该位于技术能力发达的国家。但是，“贸易技术差距模型”和“产品周期理论”忽略了以下两个事实：其一是时间，时间会使产品趋于标准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术扩散，技术扩散会提高外国生产新产品和模仿现有产品的能力。 “市场结构论”又被称之为“新贸易理论”，主要用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该理论不仅增加了对国际经济的需求方面的考虑，同时将有关的理论研究置于不完全竞争框架之下，强调了垄断力量、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性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市场结构论”对“技术”的处理有两种方式：其一，将“技术”视作产品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二，在布兰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术”是一国攫取垄断租金的一种策略性资源。 “动态比较优势论”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积累（即知识）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在格罗斯曼和海尔普曼的模型中，将比较优势定义为R＆D与制造相对效率的跨国差异。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R＆D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获得比较优势，并借助规模收益递增而提高一国的增长率。克鲁格曼模型的结论也很相似：由于“边干边学”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因此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学习的差异的基础之上的。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