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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研究论文 中央提出到2020年在中国建成和谐社会。这是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告知世人，我们需要在余下的不到15年的时间里将现在所有那些造成我国现今社会不那么和谐的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官场贪腐、分配不公、治安恶化、公权滥用、法治失衡以及自由不足和民主尚缺等等，通过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全部解决和消除掉，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奋斗目标的任务不可谓不重，而时间也不可谓不紧。因此，如何尽快找出那些产生上述不和谐社会问题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体制和制度上的问题，抓紧剖析，进行改革，以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基础就成为当务之急了。而在这所有的制度改革问题上，土地制度改革问题应该首当其冲。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上述那些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几乎无一不与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有关，或者说，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或多或少是造成上述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根源。 比如，贫富悬殊问题。有资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2003年即已达到3.2倍，这两年又一直在扩大，如果加上社会福利和公用设施这一块，有人估计已达5倍甚至6倍。据《小康》杂志社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推出的《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透露，按照中国国家贫困线，目前全国有48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农村贫困人口约2600万人，占一半以上。如果包括土地被征用失地后无家可归不得不居住在城镇的无地、无业、无社保的所谓“三无”农民，这个比例将达到70%以上。而如果根据国际上每人每日支出不足1美元即为贫困人口的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最近的估计，目前中国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其中也有70%以上是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农民贫困的原因有不少，但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却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农民对耕种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也就很难保证土地所有权中所包含的发展权和生存权也属于自己。这样的土地制度不仅严重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发家致富的积极性，同时也给那些围绕土地交易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剥夺农民的土地权益创造了条件。所以，现有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无疑是导致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阶层普遍贫困并造成城乡差距巨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再如，官场贪腐。有资料说，土地交易和有形建筑市场是官员腐败的两个最主要源头。《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但对于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问题，却没有也无法明确规定。其结果是，实践中大量的商业用途披着公共利益的外衣进行土地掠夺。国家征用权被政府官员和商人们滥用了。我国迄今所有的征地，包括无数私人和企业的商业投资开发项目，都是各级政府以国家公共利益名义进行的。这里不仅存在着大量的违法和欺民的政府行为，而且也为官场权力寻租式的体制型腐败培植了丰厚的土壤。据资料表明，自80年代末以来，仅仅因为土地转让中违规现象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每年都高达100亿元以上。如据中国法院网披露，2003年至2005年6月，仅广东等6个省(市)所属的87个开发区中，就有60个违规低价出让土地7873万平方米，少收土地出让金55.65亿元。这些少收的出让金有相当一部分落入了各级贪官污吏的腰包。迄今所知的已被暴露的贪官污吏几乎有一半以上是产生于所谓经营城市的范畴内，也就是产生于土地交易或与土地交易息息相关的行业之中。尽管还没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统计数字，但中国官场的腐败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并在短短十来年时间里就形成燎原之势，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为其源头之一则是毫无疑问的。据说，国际上通行的腐败分类有两种，一种是体制型腐败(systematiccorruption)，一种是收买型腐败(venalcorruption)。如今，我国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给这两种类型腐败的孳生发育提供的土壤是那么肥沃和适宜，党和人民眼看着它们不声不响的就交织在一起，根深叶茂、发展壮大以至于张狂猖獗起来。此类官场贪腐案例已经被许多学者和媒体列举得实在太多了，本文无须再赘述了。 还有分配不公。现有土地制度更是主要原因。比如，据中国社科院2005年的调查报告披露，我国从1996~2003年仅8年时间就从农民手里征收了1亿亩耕地用于房地产和经济区开发以及基本建设，而由于这些土地大多位于城镇周围、人口密集之处，每征收1亩地就大约有1.4个农民失去土地。如果加上1987~1995年以及2004~2005年这十年期间征收的土地，我国迄今至少从农民手里征收了约有1.6亿亩耕地。这么多土地变换用途后增殖的平均溢价是多少没有统计资料，反正沿海和内地、大中城市和小城市、建设用地和房地产开发以及时间远近等等都不一样，但如果将其增殖后的平均溢价估算为每亩25万元恐怕没人会有非常大的异议。照此计算，这1.6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