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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书刊分类法分析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图书分类法蓬勃发展的时期，文献的分类组织作为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一直是清华图书馆重视的一项工作。清华图书馆的老前辈戴志骞、袁同礼、洪有丰等图书馆学专家都曾赴美留学，带回美国先进的图书馆组织管理经验，将美国“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简称“杜威法”）投入应用并不断创新，积极引领近代中国图书分类编目的革新。先后改良过“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创制“戴志骞中文新书、旧书分类法”（简称“戴法”），编制了两部对中国图书分类影响较大的分类法：“查修《杜威十进制分类法补编》”（简称“查修法”）、“施廷镛《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分类法》”（简称“施法”）。现今，民国清华（也称“老清华”）图书馆在文献分类组织方面的贡献和成果部分因文献记载保存了下来，原汁原味地保留着原创分类法的面貌；另有成果保留在以老分类法标引组织的文献中，在实物中保留了一些历史印记。这些文献记载和馆藏实物反映了老清华创立、使用分类法的历史，考析这些对图书馆史的研究和现今图书馆实际工作的深入开展仍有借鉴意义。 1分类思想的变革 民国初年，伴随着新式图书馆的发展和中西文文献馆藏的增多，中西文图书、新旧图书的类分和组织就在“并行制”还是“统一制”、“补杜”还是“仿杜”、“修补”还是“重创”、“文献分类”还是“知识分类”、“价值分类”合理化、分面思想不断改进等各种思想之间进行着探讨与实践。分类思想与分类法创立者本人的思想、性情和学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华图书馆由于创立分类法的人员离开，离开前未实现分类法由个人创作到集体创作的转变，人员的变动带来思想的变化，出现了查修法到施法的跳通转。当然，即使是同一个人，他的思想受环境时局、文献组织理论发展水平、文献规模等因素的影响，也会产生变化。戴志骞亲自推翻自己创立的戴法，同查修商议创造出查修法，属于本人思想产生了变化。下文详述这些思想与变化。（1）经历从“用杜”“参杜”“改杜”，到“补杜”“改杜”，最后发展到全面“仿杜”的思想变化过程。老清华图书馆创立的这些分类法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十进制分类法，是十进制分类思想在中国本土化的应用，先后出现过“用杜”“参杜”“改杜”“补杜”“仿杜”5种分类思想。这些分类思想的出现和应用经历了对杜威法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的改造和发展过程。起初，戴志骞以“欧美图书编目分类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其界限釐然，用之于西籍及科学各书固当”[1]37，选择使用杜威法类分西文图书，是为“用杜”。将五部法辅以十进制数字稍加改良，用以类分中文古籍，称“旧籍分类纲目”[1]37，纲目参照杜威法，将阿拉伯数字和层累制初步引入五部分类中，初步具有十进制分类法的形，是为“参杜”。依据国情仿照杜威法创制“中文新籍分类纲目”[1]41，接受了杜威法的十大类架构原则和标记制度，提升教育、政法、兵事为大类和新立实业艺术大类，以容纳中国新出书籍，属于“改杜”。戴志骞打破统领中国1000多年的四部五部分类思想，同期尝试“用杜”“参杜”“改杜”3种十进制分类思路解决中国图书的分类问题。“用杜”“参杜”的改造思路是对杜威法符号、原理的照搬和浅层、部分应用，虽然也出现了“改杜”思想，但自知“事出草创，贻议之处知所不免”[1]37，其中“新旧难于划分”和“累赘”[2]98是主要问题，新设类目也有不妥在下文一并叙述。此后，戴志骞的分类法变革仍在继续，他聘请查修到馆编制中文书籍目录。查修编制目录的工作从拟定分类法开始，他延续了戴志骞的分类思想，坚持将十进制分类思想继续用于中文图书，并改用“补杜”的思路，通过增补子目以容纳经类，将史子集丛五部散入杜威十大类。较之戴志骞“改杜”，查修“补杜”基本保留了杜威法的原始框架，对杜威法的改动较少，既能够继续发挥杜威法对于西文书的分类优势，又为中文书设置了具体的类目位置和入类原则，实现了中西文图书统一分类。“补杜”思路简便易行，但在随后的使用中发现仍有不妥。于是，查修在“补杜”的基础上开始“改杜”，查修在《清华学校图书馆中文书籍目录》一书中记载了他修改类名、调整子目顺序，取消一些特殊符号的始末。1927年到1928年，查修和戴志骞相继离开清华，分类编目工作转交到施廷镛和洪有丰手中。面临查修法分类时西方文学、西洋史书少分类号多，中文图书书多号少的情况，商议决定“参酌中外各分类法从事改编”[3]。他们不满足仅仅“修饰枝叶，终无补于困难”[4]的“改杜”和将中文书籍机械式“牵强附入”[4]杜威法的“补杜”，创造性地构建“仿杜”思路下的施法，成为民国早期继沈祖荣“仿杜”后构建本土分类法的又一次大胆创新。施法“仿杜”用于中文古籍和中日文图书分类近30年，在实用性方面较沈祖荣法有很大进步。沈祖荣虽首创“仿杜”，影响重大，但“能为中文古籍用者极少”[5]“有好多不妥的地方”[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