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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索赔法律机制完善 ２００８年３月，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承包了一个小型商场的室内装修工程，随后转包给不具备相关资质条件的包工头朱某，由其自雇人员进行施工。２００８年４月１６日，外来务工人员田某受亲戚介绍来到该工程从事电焊工作，朱某没有与田某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双方仅口头约定每月工资２５００元。一个月后，田某在工作过程中不慎将铝合金压条碰到窗口附近的高压线上，双臂被电击伤，导致双上肢严重损伤，几近残废，随即住院治疗，朱某为其支付了医疗费和住院期间的伙食费。田某６月初出院后，要求朱某为其申请工伤认定，遭到朱某的拒绝。田某只好自己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行政部门以劳动关系无法认定为由要求田某补齐相关材料，否则不予受理。无奈之下，田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建筑工程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在仲裁过程中，田某只能提供该建筑工程公司饭票、朱某的付款证明、工友证人证言等证据，据此，仲裁委员会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田某的仲裁请求。最后，迫于生活成本等方面的压力，田某只好选择与朱某协商，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达成和解协议———朱某一次性赔偿田某两万元，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权利纠纷。 一、试点到初建：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发展历程 现代工业技术的应用一方面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另一方面也给从业人员的健康和安全带来了诸多隐患。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曾在日内瓦发表公报称：全球每年发生工伤事故２．７亿起，因工伤和职业病每年造成大约２００万人死亡，日均死亡５０００人，其社会后果之严重，不容忽视。［１］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方式依然粗放，各类市场主体守法意识淡漠，［２］加上交通事故、环境污染等危害人们生命健康的因素增多，使得现阶段工伤发生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每年因此而丧生，或成为临时、永久残废者为数众多。工伤事故不仅使得劳动者本人和家庭蒙受巨大经济和精神损失，用人单位也因此面临着高额赔偿责任，因此，有必要通过社会互济的方式来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６日，我国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初步建立了养老、工伤、疾病、生育等劳动保险制度。这是我国建国初期最重要的一部劳动保险立法，奠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但是，该法仅适用于国有企业及其职工，且采取“政府包揽一切”的形式，过于强调政府的责任，忽视了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的缴费义务，最终因政府经济负担过重而难以维持。１９９６年，原劳动部发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开始了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将工伤保险参保主体扩展到中国境内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和职工，通过设立工伤保险基金来实现工伤保险的社会统筹，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各自按照法定的项目和标准支付），且规定了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的缴费义务，该办法顺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有利于建立工伤预防、救治和补偿的长效机制。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６日，国务院通过了《工伤保险条例》，使得工伤保险制度在经历了劳动保险、社会保险试点后，在我国最终得以确立。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８日，国务院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在工伤保险覆盖范围、工伤认定、工伤保险待遇和工伤预防等方面作了修改。然而，毕竟工伤保险制度从试点到初建前后不过十余年时间，制度上的漏洞和缺陷在所难免，实践中工伤参保率低、工伤索赔困难，使得部分工伤职工连最基本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的诉求都不能得到支持，这对于所处行业危险性高、知识文化水平低、经济能力薄弱的农民工而言尤其如此。 二、风险性高、参保率低：建筑行业农民工工伤参保现状 据统计，农民工一直是我国建筑业职工的主力军，从１９８５年占行业从业者的５５．５％、从业人数１１３０．１万人，上升到２００２年占行业从业者的７６％、从业人数达２９５９万人，再到２００４年占行业从业者的近８０％、从业人数达３３８０．５３万人，这个数量同时占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数的２２．９％，仅次于制造业，足见建筑业农民工之多，人数之众。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责任意识淡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农民工会发展不成熟、上级有关部门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了目前我国建筑业农民工的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局面，工伤事故、职业病发生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安全生产事故和职业危害的重灾区。据国家安监局的统计，近年来我国工矿商贸企业死亡人数中，建筑业仅次于采矿业、制造业，居行业第三。以２００５年为例，采矿业死亡人数约为８０００人，制造业死亡人数约为４２００人，建筑业死亡人数约为２５００人，这仅是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