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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高职宪法学的定位 本文 1995年司法部提出要根据法律职业岗位要求合理调整办学层次，积极发展高等法律职业教育。1999年教育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联合出台了《试行按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实施意见》。由此引发了对于法学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定位、如何运行，迈向何方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讨。本文涉及的问题是：作为法学核心与基础课程的宪法学在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的背景及环境之下，应如何来寻找自身的定位。笔者认为，要找准这个定位，需要结合宪法学在法律职业教育中的功能来进行。 一、法律高职教育的特点为宪法学的教学确定了基调 高职法律教育是有别于普通本科与大专法学教育的一个特定层次。它是将原先法学专科层次的教育模式进行转化，其理论依据是社会对于法律人才的实际需求。社会需求的人才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发现和研究客观规律的人才———学术型、科研型人才；一类是将客观规律的原理应用于实践从而转变为工程、产品等物化状态，并为社会谋取直接利益的人才———应用型、实用型人才。”［1］以法学、法律人才来看，也可以根据此标准大致分为：一理论研究型；二法律实践型。从教育层次将理论研究型划归普通高等教育，将法律实践型划归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是顺理成章的。但制度层面则复杂得多，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是将本科以上层次定位为普通高等教育，把原先的大专中的相当一部分专业和教育机构转化为高职专业和高职类院校。作为法律实践类的职业从传统意义上划分主要集中于法院、检察院、律师、公证等部门和业务类别。这些业务类别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等职业岗位有着严格的准入标准的限制，使得将作为培养应用型、实用型人才为职责的高等法学职业教育反而不具备直接向这些传统法律职业岗位培养和输送人才的能力。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下，高等法学职业教育处于尴尬的“戴着脚镣跳舞”的状态，不仅要跳还要跳好，以适应现实的要求，于是乎，高等法学职业教育受困于制度和自身教育层次的因素，将其培养的人才目标定位在了法律职业辅助型人才之上。尽管层次下移，但是作为法律职业辅助人才也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职业素养和法律职业技能。这种现实的状况实际上将法学职业教育与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做了概念式的分野，法学职业教育包涵了所有层次的高等法学教育中的职业教育因素，而法律高等职业教育仅指高职高专类的法律专业教育。虽然在教育体制上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受到了法学职业准入制度的较大制约，但其却具有较强的弹性和制度回旋性。因为，尽管处于高等法律教育的最低层次，法律高等职业教育实际上也具有其发展的空间，一则是毕业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工作岗位，从事辅助性法律职业工作；二是基于各种专升本的制度存在，使得法律高职教育有着一定的过渡性质，从实际状况来看，很多法律高职类学生会选择在毕业之后继续进行本科学习，甚至在校期间就参加法学或其他专业的本科自学考试。这就要求法律高等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学生并不是单向度的只能成为法律辅助型人才，其可塑性极强。因此，关键是如何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充分发挥好高职教育自身的制度空间，把握好其衔接性和兼容性。另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不管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目前都难以能真正地将学习专业与就业完全贯通。数量不菲的法科学子毕业后难以真正到法律职业部门去就业，这个问题是存在于普通法学教育与职业法学教育两者之间的共同问题。以上的因素会影响和制约到法律高等职业教育本身的发展，但问题的出路还需要在强化法学教育教学功能的基础之上寻求破解。发挥基础课程的职业教育功能则事关重要。因此如何结合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来做好《宪法学》的教学工作，则是需要认真探索的课题。这涉及如何针对教学层次和教育方向的定位来把控《宪法学》包括教材的选用、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方式的采用等教育教学中存在着的重点问题。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通过《宪法学》的教学来服务于法律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宪法学是什么，学者们众说纷纭。概括而言，宪法学通常在三个意义上使用：一是作为一门学问；二是作为一个学科；三是作为一门课程。这三个意义上的宪法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表现在三者都依赖宪法，关注宪法现象与宪法问题；作为学问的宪法学是作为课程与学科的宪法学之基础，作为课程与学科的宪法学都重在传播作为学问的宪法学。”［2］《宪法学》课程在法学高等教育中的定位是法学专业14门主干课程之一，是法科学生的必修课。这个定位立足于法律高职教育的整体出发，确立了两个基调：一是宪法学是主干课程；二是法科学生必修。既然是法科学生必修，法律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开设宪法学课程是毋庸置疑的，但课程本身还需要进一步的设计，使其更准确的适应于法律高职教育的特点和其培养的辅助性法律职业人才的需要，并对学生走向社会工作或继续进行法学深造打下一定的基础。这客观上要求法律高职教育中开设的《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