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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金融资源的新政治经济学 摘要：本文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是内生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需要，使得在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可避免的具有强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同时，政府维系的这种金融制度安排所内生出的利率抑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 关键词：利益补偿；金融资源；城乡差异；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但中国经济的城乡二元分化的结构性矛盾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城乡收入差距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还呈持续恶化的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西方学术界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歧视农业和农村，以及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所导致，并主要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结构出发给予解释①。这些理论也被国内学者用来很好的解释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和演变［1-3］。虽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但是如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和不断恶化，不仅会限制发展中国家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且，更为不幸的结果可能还会出现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破坏已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同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业化，更是包含农村落后的农业部门的工业化”［4］，消除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结构本身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涵义。根据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实质上体现为城乡实物资本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即农村地区陷入了“资本短缺→农村资源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储蓄能力低→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因此，加速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打破其经济发展恶性循环，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金融中介在物质资本的形成和配置中无疑是具有核心作用［5］，因此，农村地区物质资本缺乏的背后必然存在着金融制度上的扭曲。虽然，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金融中介（主要是国有银行）信贷行为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化偏向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6-8］，但这些研究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的解释还远非完善。本文试图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我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具有内生性，其是为了满足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的需要，因此，在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同时，政府维系的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所具有的利率管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会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导致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 二、改革成本、利益补偿与金融制度安排的内生性 经济改革需要耗费成本，而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是影响经济改革成本的重要变量。由于利益受损集团的抵制和反对所导致的过高的成本约束，一项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性质的经济改革也可能不能被推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给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相应的利益补偿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或支持，这可以降低改革的成本，从而使得经济改革能够得以继续。同时，为了给予利益受损集团利益补偿，政府也须要维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就是内生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为了给予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 （一）改革阻力与改革成本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收益，即是源于制度变迁的推动主体对新制度安排下的潜在收益增量的追逐。同时，制度变迁也是要耗费资源、支付成本，如：需要支付成本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等的收集、处理和创造以实现新制度安排的设计、变迁和运行。因而，制度变迁被认为是人们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部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9］。如果在面临着过高的制度创新成本的约束条件下，预期成本超过了预期的收益增量，一项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将会继续存在，有效的制度安排就不会实现。因而，经济改革也可以被视作政府在权衡收益与成本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知识的积累、技术的革新或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均被认为是可以影响制度变迁成本的因素，但这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改革阻力在经济改革动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