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艺术道德的转变.docVIP

小议艺术道德的转变 本文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启蒙主义大旗的引领下，贯穿在这一阶段的艺术道德建设主线可概括为人道主义艺术精神和民族传统道德的发现和反思。经济体制的改革是道德观念变迁的最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宗旨体现为从制度上突出和强化人们的个人利益，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鼓励劳动致富。经济体制改革直接影响了人们道德观念的变迁，新时期艺术高扬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对道德与人性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后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文艺界首先突破的理论禁区是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方面的禁锢。关于这些问题的论争，增强了人们对道德与人性关系的认识，也使许多艺术家强烈要求突破人性的禁区，张扬起“人道主义”的旗帜，通过表现丰富而完整的人性来改变艺术创作的面貌。新时期艺术的人道主义精神，充分展示在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家庭、婚姻、爱情等方方面面新旧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中，艺术家力求通过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恢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合法性，重现“大写的人”的个体生命价值。典型的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如古华的《芙蓉镇》、冯骥才的《啊！》、戴厚英的《人啊，人》、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通过揭露极左路线所带来的人民的苦难和民族的悲剧，多侧面、多角度地表现了价值的错乱和人性的扭曲，深刻揭示了造成这种人性沦丧的恐怖社会的思想根源。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却在对社会生活进行深层的历史性反思中，表现出某种超前的道德理性思考。《蝴蝶》以庄周梦蝶的寓言来比喻老干部张思远的命运变幻和自我寻找，通过对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进行分析，以人物的意识流动来表现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从而揭示张思远的双重人格和内心矛盾，并谨慎地提出“魂兮归来”、重新复出的老干部是否能成为人民的公仆、是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问题。宗璞的小说《我是谁》，借鉴荒诞的梦魇似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来揭示十年浩劫带给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展示了那场社会动乱对人的尊严的嘲弄和人性的践踏。新时期电影、电视剧、戏剧创作突破极左思潮设置的理论禁区，高扬人道主义精神，大胆地表现人性和人情美，为推进艺术道德启蒙和思想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泪痕》、《牧马人》、《小街》等描写现实的影片的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人物主体意识的觉醒，真实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灵世界和悲欢情感，在银幕上掀起了肯定和赞颂人性、人情的浪花。战争题材的影片《小花》、《今夜星光灿烂》和《归心似箭》，则从炮火硝烟的场面和英雄主义的主题，转向对人性、人情的赞美和人道主义的呼唤。不论是《小花》描写的感人的三兄妹手足之情，还是《归心似箭》叙述的抗联战士魏得胜在养伤过程中与年轻寡妇玉贞的爱恋之情，都因摆脱宏大的历史叙事而转向人性的探求，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同。《人生》、《喜盈门》、《野山》、《红高粱》、《老井》等影片，运用传统的家庭道德伦理叙事方法，突出表现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观念，充分展示了人的美好心灵和善的人性，同各种摧残人性、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的丑恶现象的搏斗过程，给人一种强烈的道德震撼力。1990年电视剧《渴望》播出后，引起轰动性社会效应。究其原因，就在于《渴望》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作品通过塑造一系列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热切呼唤在十年动乱中泯灭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回归。特别是主人公刘慧芳，她的美丽善良、忍辱负重、善解人意、无私奉献、坚毅刚强的鲜明性格，使她成为一个集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于一身的道德典范，赢得了平民百姓的喜爱。新时期戏剧的最初探索，是突破传统的戏剧模式，把艺术视角转向人物的心灵世界，充分展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世界，努力开掘新的表现领域。仅以刘树纲的两部社会调查剧为例。《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采用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的复合式结构，对人们的爱情婚姻心理进行深刻的剖析与审视，构成一份完整的城市离婚案的综合报告，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通过在公共汽车上与扒手搏斗而牺牲的叶肖肖的灵魂对旁观者的察访、质问，剖析他们心灵深处隐秘的行为动机，将一个个卑劣的心灵、丑陋的面孔推向道德的法庭进行审判，引起人们对市场经济萌动时期社会风气和道德状况的思考。1980年代初期，引起争议的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主题的文学作品，如雨煤的《啊，人……》、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刘心武的《如意》、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试图使人性超脱单一的阶级属性，使“人的解放”摆脱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二元对立关系，通过全面地展示人的本能欲望层面来建立一套“个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