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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隐私权的宪法保护 本文 美国是最先开始隐私权保护的国家,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也最完善,在隐私权作为基本人权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热门话题的今天,对于比较早出现并且比较成熟的美国隐私权宪法保护的评述是有意义的。 一、美国隐私权的宪法保护的基本动因是权利运动 自由的内涵总是在不断地受到挑战,自由的历史始终是一个充满了辩论、分歧和斗争的故事。[1]在标榜最为自由的美国,每一个自由的争取无不是经过斗争的结果,宪法对隐私权的承认和保护,也是这样一个斗争的过程。如今美国最高法院在有关隐私权的判例中总要举出一些涉及婚姻、家庭、生育、子女教育的比较早期的案例[2],比如2世纪2年代的两个涉及儿童抚养和教育的案例:1923年的麦耶诉内布拉斯州案,联邦法院否定了内布拉斯州禁止教授英语以外的语言的法律,宪法承认了人民(移民)同样被赋予了在私立学校学习德语的权利;1925年的皮尔斯诉姐妹会案中,法院否定了俄勒冈州要求所有学生上州立学校的法律,最高法院运用5宪法6第1和第14条修正案赋予了各州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教育孩子的权利。2世纪4年代的与生育有关的案例:1942年的斯金纳诉俄克拉何马州案,最高法院宣布对三次犯盗窃罪的人实施绝育的法令无效,确定了州权所不能进入家庭生活的私域。1958年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阿拉巴马州案判决泄漏依法成立的社团的名册是非法的行为;1963年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巴顿案中法院认为维吉尼亚州不能用其禁止法律或职业事务的法案来妨碍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依法活动,两案共同保护了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和结社中的隐私权。1967年的洛夫英诉弗吉尼亚州案中,最高法院宣布了弗州禁止白人和黑人通婚的法律违宪,认为,婚姻自由被认为是一项至为重要的个人权利,它是自由人以正当途径寻求幸福的关键所在,根据我们的宪法,同一个与自己不同种族的人婚嫁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州政府无权干涉。1969年的Stanleyv.Georgia一案,法庭认为,第1修正案的规定不支持法官惩罚那些在个人家里占有或阅读淫秽材料的人[3]。在这些案例中,最高法院将第14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平等自由权扩展到包括在不受政府的干涉下结婚、成家和养育子女以及按自己的选择信仰宗教的权利,虽然在宪法判例中还没有明确的隐私权保护的提法,但这些权利为多元主义奠定了宪政上的基础,为最高法院最终建立宪法意义上的公民隐私权开辟了道路。而这些早期的判例更多地体现的是移民、黑人等受歧视社会群体争取自由权的胜利。2世纪6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隐私权宪法保护的最直接动因就来自于这一时期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女性通过争取避孕、堕胎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权促成了美国宪法对隐私权的直接承认和保护。1965年的格鲁斯沃德诉康涅狄格州案率先打开了宪法对隐私权保护的突破口,该案挑战的是康涅狄格州的一项禁止避孕的法律,该法律禁止任何人为避孕而使用任何药物或用具,违者将处以至少5美元罚款,或6天到1年的监禁。另外,任何人为避孕提供帮助或建议,也将被当作主犯处理。一名医生和耶鲁大学的医学教授,因向已婚夫妻发放避孕器具和药物,而各被罚款1美元。州的上诉法院肯定了这一决定。败诉者来到联邦最高法院,宣称康州法律违反了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他们的诉求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以康州的法律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为由推翻了康州的禁止使用避孕措施的法律。通过该案最高法院提出了婚姻隐私不受法律干涉,该案后,隐私权成了妇女在争取平等的斗争中所使用的首要法律原则,如果说格鲁斯沃德案判决将隐私权和婚姻与家庭的神圣性联结在一起了,那么,隐私权原则将很快转化为一种不受阻挠地进行节制生育的个人权利,这种权利将延至未婚的成年人乃至最终扩及到未成年人)))这表明最高法院承认法律已经无法逆转性革命的潮流。[4]在1972年的Eisenstadv.Baird案中,被告在波士顿大学的公开会议上向已婚和未婚的人发放避孕套,最高法院运用平等保护的合理相关标准推翻了对被告的定罪,如果隐私权具有任何意义,它必然是个人权利,不论结婚还是单身,对于决定是否生育孩子这一影响个人的根本问题,个人自由不受缺乏理由的政府侵犯。隐私权的保护不仅延伸到了未婚妇女而且马上扩展到了未成年少女的利益,在1977年的Careyv.PopulationServiceInternational案中,法院推翻了纽约禁止向16岁以下的人出售避孕药的法律,一并推翻了一项辅助规定,它禁止除了有执照的药剂师以外的任何人向任何年龄的人出售即使非处方的避孕药[5]。这样,通过一系列州禁避孕案的判决,隐私权发展成了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如果说州禁避孕的一系列案例使得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得以确立,它还仅停留在自我选择的隐私权上,禁止堕胎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