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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价值转换和公共行政分析 摘要：“理性”是公共行政学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包含了追求最大功利的工具理性与坚守纯粹信仰的价值理性两个基本方面，这两者的对立融合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也造就了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历程的秩序之道。我们可以借助此概念理解公共行政的转折，透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通过重申两者对公共行政发展的重要意义，探析新时代技术视角下公共行政新领域——智慧政务在两者中运行的内在机理，进而促进公共行政的深化发展。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公共行政；智慧政务 一、引言 理性作为一种缜密思维能力被提出肇始于西方。现实生活中，人类总是通过某种介质与客观世界发生互动，而互动的有效性就建筑于介质的合理性之上，一方面表达的实际关系和论证能力足以促使交往参与者就世界中的存在进行沟通，另一方面行为规则的实际关系和论证能力为成功介入世界提供了可能［1］，这就造就了行为的合理性。马克思?韦伯（下文简称“韦伯”）认为行为的发生总是基于一定的缘由，在由行动者主动施与的过程中，它总是要实现某个目标，或是携带某种深切的意义。人是可以进行思考与选择的，人的行为内含着意图，因此人的行为一般是理性的。因而，他根据思维取向的不同将社会行动分为以目标为导向的工具理性和以价值为导向的价值理性。按照韦伯的观点，价值理性是根据对某种价值坚定不移的信仰而展开自身的行为，不论后果如何，都必须遵循内心对于伦理、尊严或是美等信念的坚守，仅仅关注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相对应地，工具理性则是在对情况的全面掌握和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上，理性地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自身目标的手段或行为，而不论这一手段所透漏出的意义内涵。就合理化的论证而言，价值理性的准则在于对行为意义的预设，即一切行为的合理性都驻扎在是否符合行为者设定的价值基准、是否坚守了行为者的信仰立场；工具理性则聚焦于手段的运用，即在合理评估的基础上，能否以最低成本实现既定目标。可见两者各有侧重，但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其所具有的巨大外溢性使得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无法只聚焦于自身的评判标准，继而走向融合。 二、理性视角下公共行政的发展 近代西方社会的理性时代起源于启蒙运动。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奠定了理性发展的基调。为摆脱宗教迷信与传统社会对人的压制，理性以自我控制为主基调，克服了自然状态下的规范和情感服从，因此它为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力，而这得益于理性推动下的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自然科学的极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工具化的理性所推动的，但理性工具化的过度发展却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因此韦伯提出了理性批判思想，将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虽然工具理性推动了工业社会的极大进步，但它的泛滥却在一定程度上吞噬着价值原则。西方现代性中内在地包含着工具合理性与价值非理性的冲突［2］。（一）工具理性阶段。任何社会的良好运转都必定指向某种正当秩序。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依赖于长久积淀形成的习俗，其不仅架构起社会运行的桥梁，也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坚守的义务与责任，固化人们行为习惯的程式，逐渐形成了传统社会的正当秩序。为打破这种价值倾向铸就的根基，克服传统和习惯对社会行动的制约，工具理性逐渐侵入人们的生活，韦伯认为它与人们以往感受到的习俗不同，这种着眼于利益倾向的行动类型的基础是“其自觉意识和内在的不受约束”①，因而能够建立一种持续自我革新、对抗传统的力量，重塑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心智模式，建立对社会秩序全新的支配形式，实现人类社会航行的彻底转向。透过韦伯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之所以现今西方文化依旧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一大根源就在于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社会行为方式，其所具有的内在张力早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潜意识选择下的“习俗”，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政治与行政二分所带来的行政管理的诞生以及其自衍生之时起就携带的价值中立理念。因此，在工具理性以强势的姿态踏入政治生活中时，人们彻底抛弃了传统的被情感和欲望裹挟的主观性的统治方式，遵循着规则与秩序的路径，开始以客观化的固定模式来管理国家与社会，将意识形态的传统规范转变为工具理性的合理控制，从而使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演变为以技术进步为依托、以效率逻辑为内在准则的社会组织，技术与效率的逻辑原则成为信息时代整个社会组织发展的唯一准则［3］。这彻底转变了政治与社会连接媒介的运行逻辑，以外化的客观性方式调节着公民与组织的行为方式，从而在政治组织的范围内构筑起工具理性至上的空间氛围，实现着行政学所昭示的“态度和行动上的相似性、规律性与持续性”②。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在交往互动时面对的是不尽相同的场域。尤尔根?哈贝马斯将互动的场景分为要求命题真实性的客观世界（即由正确的规范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