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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的师道分析 一、基于工具理性的师尊分析 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理性对价值目标的现实体现，这种体现不是以自为价值为至上追求，而是把注意力投入到实现价值目标的途径选择和手段完善上。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合理性”理解为理性，并把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种。韦伯认为“：所谓工具理性指的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是对实现目的所运用的手段的评估，预测由此产生的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追求预定的目的。”基于这一工具，我们分析传统之师为何受尊？文革期间为何师之不尊？当今师尊为何另类？ （一）传统之师为何受尊中国古代敬奉“天地君亲师”，“师”为“五尊”之一，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社会道德的宣扬者，尤其是在教育场合“，师”对于“生”而言有着绝对的权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见教师尊严之高。那么，什么原因导致教师如此高的地位呢？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说过“：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回答传统之师为何如此受尊（原因），以及高度师尊给社会带来了哪些客观后果（功能）这两个问题，有助于对“师尊”这一文化传统进行更深入的认识。那么，传统之师为何如此受尊呢？工具理性认为，某一事物是否受到尊重或珍惜，主要取决于其价值的大小，但价值的大小不是源于它本身，而是取决于它对另一事物的满足程度。据此“，师尊”来源于社会对教师价值的认可，而教师价值大小并不在于教师自己，而是取决于教师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因此，分析传统之师受尊的原因，同样需要在“师”与师所贡献之“道”的关系范畴中去把握。“道”是天地万物运动的规则，在中国这个天人合一的国度里，人道遵循天道，人事的发展遵循天道的规则，并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道”作为最高的社会规范和行为标准，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与维持具有根本性意义，谁掌握道，就掌握治国之策。如果能够让民众普遍重道、尊道，并通过执行“礼”的方式贯彻道，则国家的安定也就有了依托，社会的秩序也就有了保障。孔子所谓“朝闻道，夕可去矣”足以体现了“道”在当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道”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必然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一地位在科举“有道即有仕”的捍卫下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然而，“道”的传承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道”的获取也是一道艰辛的旅途。正如韩愈所言“：斯吾所谓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柯，柯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这也就是说，周公以前，“道”的承担者是圣君贤相，他们通过制度安排和自己的圣人形象将道铺展在现实生活中。周公以后，道转化为一种知识与价值，儒者成为这一知识与价值的载体“，道”需要通过儒师的论说传述，才能得以绵延不绝。这使“师”成为“道”得以传承的保证，彰显了“师”在“道”的传承中的价值。纵观中国历史，重道必须尊师，尊师成为重道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只有尊师，尊重“道”的传递者，国家才能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个人才能实现“学而优则仕”。同时，由于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解惑终需依赖于师才能完成，这就使师的存在与传承有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与现实需要。当然，中国长期封闭的农业经济也强化了“师因道而受尊”，在贫穷的农业社会，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受到文化教育，没有文化的百姓对文化心怀敬畏之情。加上有文化的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使得普通民众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并坚信“师”是识字的有文化者，比不识字的无文化人有更多的智慧，如果某人在其教师的教导下考取功名，融入上流社会，将会对教师百般感恩，因而强化对教师的敬畏和崇敬，甚至迷信教师所传授的“道”，故“师尊”源于“道贵”。 （二）文革期间为何师之不尊“师”因“道”而尊。“师”之不尊，或因不重“道”，或因“师”不载“道”。当人们对教师所传承的“道”越来越多迷茫和不信任时，人们就会臆测或否定教师的权威，进而消减教师的受尊程度。根据工具理性，重道是目的，尊师是手段。文革期间，批判知识，否定知识的价值，那么，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师不被尊重，也是在所难免。当然，不尊重教师，并不必然导致践踏教师。文革期间对教师践踏的另一原因是对“师道尊严”的误解，将“师道尊严”理解为教师的一种令人生畏的威严，在这种威严的威慑下，学生自然就是地位卑微、行为畏惧。由于这种理解“，师道尊严”成了批判教师的依据。在文革中载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4年3月署名焦育的《“师道尊严”必须彻底批判》一文说：“首先，搞‘师道尊严’的直接恶果是严重摧残学生的身体健康，使师生关系严重对立；其次，搞‘师道尊严’不利于教师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