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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浙民工问题研究论文 两千多年来，农民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农民阶层开始迅速分化和迁徙。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现象是，农民工以乡镇企业为跳板异军突起，义无反顾、势不可挡、坚忍不拔地行走在城乡之间，并以工人阶级后备军和城市居民预备队的姿态，执着而耐心地等待着社会的认可。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农民最伟大的“凤凰涅般木”，是中国产业工人划时代的整体性更新。正是在这种认识和感悟的驱使下，农民工问题成为我重点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国目前有多少农民工？ 笔者到四川、浙江等地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总的感觉是，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巨大、结构复杂、不断扩张的新生群体。 四川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了农民工数量的巨大。一份详细材料表明，2004年四川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比上年增长740万人；举家外出务工的农户达到200万户，占全省农户的10%；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比上年增长25.2%。对于这几组数据，可以作三点简单的分析：首先，1490万农民工大军，正巧与北京市总人口相等，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江西、福建高达4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这个数字相当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其次，200万个农户举家迁往城镇，说明了他们告别农村的决心和勇气，也提醒我们这已经不单纯是劳动力的转移，而且还是人口以户为单位的群体大迁徙。第三，576亿元的农民工劳务收入，大大超过了全省地方性财政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超过50%，这标志着农民工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不仅如此，四川2005年上半年的情况更让我们关注。截至6月份，全省有1537.36万农民外出务工，同比增加333.06万人；实现劳务收入375.58亿元，同比增加61亿元。四川这种动态性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民工潮发展的强劲势头，数量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 一般认为，决定农民工涌向城市有两个变量：一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两个变量在我国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宽松，农民工的流量就会加大，反之就会减少。那么，全国农民工到底有多少呢？目前，还缺少这方面的准确数字，在统计概念上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有两个数字可以参考。一是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二是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的就业人数。据有关统计和调查分析，2004年，前者为1.38亿，后者为1.02亿，两者相加为2.4亿。但这两个数据有交叉重合，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中有一些不是农民工，农村劳动力到乡以外就业人数又不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此外，有些乡镇企业改制后就不纳入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的统计范围，但一线工人仍然以农民工为主体。除上面两个数据外，还有些相关的数据可以说明农民工群体之宏大。比如，2004年全国春运客运量达18.9亿人次，比10年前增长6.7亿人次。农民工一般占春运客流的60%以上。综合各方面因素保守地进行推算，目前我国农民工大概超过1.8亿。当然，也有专家估计，我国农民工数量在2亿左右。 农民工属于什么阶层？ 这些年来，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并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人们都习惯于把农民工与农民相提并论，似乎农民工与农民没有什么区别。是的，尽管中国的农民工已经有多年的坎坷历史，但由于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的障碍，农民工一直作为农民的一部分，与农民、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民工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正在迅速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逐步成长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据了解，在浙江，一些进城10多年的农民工，现在都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名副其实的高级“白领”。他们在城里建功立业、娶妻生子，但其身份还是农民，家里还有1亩或者几分地。这些“白领”农民工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家乡的地已经不知道谁在种。自己这一代改变不了农民的身份，下一代一定要改变！”调研中，我深感一些农民工无论是职业还是观念，都已经不是农民，甚至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了。他们不但是现代产业工人，其中优秀分子还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高级技工。据浙江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在农民工的工作岗位中，技术人员占14.8%，中层管理人员占10.1%。这个比例说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在企业中的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他们除了身份和名分之外，与“农民”这个概念越来越远了。 200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判断非常正确，意义重大。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