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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高度的组织下滑状态下随着下滑程度的增加，组织降低变革的动机将显著高于低度的组织下滑状态下变革效应。这是因为，在组织低度下滑的状态下，企业高管可能会通过采取局部变革的保守疗法以实现转型的目 标，比如通过技术改良、产品改良等解决企业组织与市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进而规避企业持续陷入组织下滑的风险。而在高度的组织下滑状态下，变革活动不仅无法起到一定的改良作用，反而会进一步恶化经营状况 。因此，组织下滑与变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关键取决于组织下滑的程度。 “俄罗斯母亲”是大地崇拜和圣母崇拜的融合物，因此它可以被看作领土完整、神圣、和平的象征，对俄罗斯领土的侵占和分裂被视为对和平和正义的践踏。因此，“俄罗斯母亲”的形象被广泛用于战时宣传，用以激 发人民保卫祖国、守护民族荣誉的强烈责任感，同时强化俄罗斯在战争中的正义者身份和道德优势。 在纪念博罗金诺战争的纪念币“民兵”中，“俄罗斯母亲”被塑造为授予“俄罗斯儿子们”战剑的“祖国母亲”形象，号召他们奋起反抗法国的侵略。 日俄战争期间，在绘画作品《正义与力量的信念》中，日本被画作神情鬼祟、蹑手蹑脚、赤裸上身的武士形象，“俄罗斯母亲”则被绘制成一位头戴皇冠、端坐于双头鹰之上，右手高举和平鸽的女性形象。尽管日俄战 争是一场非正义战争，作者仍然希望通过这样的设计来证明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版画《协约》中，高大圣洁、象征信念的“俄罗斯母亲”位于作品的正中，她左手持盾牌，右手高举 东正教十字架，与象征爱的法国“玛丽安娜”和象征希望的英国“不列颠尼亚”一同号召将士们为正义和解放人类而战。卫国战争胜利后，俄罗斯人民仍然通过“俄罗斯母亲”的形象来纪念伟大祖国的胜利。在莫斯科 近郊的克林市，有一座以“母亲”命名的卫国战争纪念广场，“在俄罗斯人民心中，母亲就是祖国，祖国就是母亲，在祖国母亲纪念碑前献花成为这座城市的年轻人举行婚礼最庄严、最神圣的仪式。” 日俄战争 “俄罗斯母亲”形象还被用来强化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由于俄罗斯是传统的父权制国家，其运行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关系体系，“俄罗斯母亲”作为女性，自然成为俄罗斯男性的统治对象。“在帝 国时期，‘俄罗斯母亲’曾被喻为‘沙皇父亲’的‘圣婚妻子’，如此一来，沙皇便被赋予了统治俄罗斯的权力。”卫国战争期间，“俄罗斯母亲”也同样被称作斯大林的“圣婚妻子”。这种比喻强化了男性统治者的 权力，但是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却弱化了传统家庭中的父亲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力，国家的干涉进入到家庭中，这使得“爸爸”不再是完全的男性，而在斯大林、国家的统治下被女性化了。“这个时期曾出现过一种特 殊的爱国主义精神，它要求普通男性群体向国家交出统治女性的权力。为实现对女性的完全统治，国家/家长必须赶走男人/竞争者并剥夺其对女性在法律和经济上的合法权力。” 2 象征受难者的“俄罗斯母亲”? 在战争中，“俄罗斯母亲”经常被塑造为受难的、被侮辱的、需要保护的母亲。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在宣传画《俄罗斯》中“俄罗斯母亲”的身体被铁链禁锢，被匕首刺伤，全身鲜血淋漓，痛苦不堪。卫国战争期间 ，在宣传画《红军战士救救我们！》中，“俄罗斯母亲”怀抱儿童，面对的是沾满鲜血的法西斯刺刀。在俄罗斯经历的无数次战争中，“俄罗斯母亲”的受难者形象屡见不鲜。? 博罗金诺黑面包的发明者图奇科娃是战争中受难的“俄罗斯母亲”的真人实例。图奇科娃是出生于莫斯科的女贵族，1812年法国入侵俄国之前，她和图奇科夫将军刚刚结为夫妻。但是，战争打破了生活的宁静，在著名 的博罗金诺战役中，图奇科夫将军胸部中弹光荣牺牲。由于战争十分惨烈，尸横遍野，无法辨认，几近崩溃的图奇科娃独自在废墟中不停寻找，终于通过戒指辨认出丈夫，并将尸体搬运回家安葬。1839年，在悼念博罗 金诺战争阵亡者的一次活动中，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接见并安慰了悲伤的图奇科娃，他说：“我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铸铁的纪念碑，给您建立的是精神的丰碑。”1840年，为了祭奠在博罗金诺村牺牲的10万俄军，图奇 科娃作为博罗金诺救世主修道院的第一任院长，带领修女们把从博罗金诺战场上采来的草籽加入到面包中，由此发明了俄罗斯著名的博罗金诺黑面包。 “俄罗斯母亲”受难者的形象有利于激发“俄罗斯儿子们”的英勇斗志和男子汉气概，使他们为了保卫民族、母亲和妻女走上战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范若兰教授所说，“在民族主义政治动员中，祖国母亲更是 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动员口号，激励男人们走向战场。”俄罗斯著名将领苏沃洛夫曾在《制胜的科学》一书中喊出“为母亲而战”的口号，他写道：“要为圣母殿而死，为母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