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语文三上司马光与《资治通鉴》.pdf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 臣，官至兵部郎中、 天章阁待制， 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 7 岁时，“凛然如成人，闻 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 不知饥渴寒暑”， 15 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之“文辞纯浑， 有西汉风”， 20 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 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 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 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胆识，立 志以仁德建功立业， 不求虚名。 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 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音乐、律历、天文、术数无所不通， 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 广，考察极细， 可谓通习知晓， 烂熟于胸。 他随读随作札记， 仅 26 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 30 来篇，就中萌发了删 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 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司马光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 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以“鉴于往事，有资于 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首先，排列丛 目；然后，编写长编；最后，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 编司马光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 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 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 “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 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 民休戚。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 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 300 多种。长编长达 6500 多卷， 3000 多万字。 第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 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 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 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 30 卷，与“通 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 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 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 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 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第三，编制目录。《资治通鉴》记载了 16 个朝代 1362 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 294 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 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 30 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 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 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 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 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 了新的水平上。 第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 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 优点，为交代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 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 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 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 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而起，形成了一个 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 书，便于“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 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 相一致。 第五， 加工贯通。 集体写书， 由于手笔不同， 风格各异， 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资治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 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