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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研究现状 一、作家研究 斯炎伟:《忧伤并美丽着——王安忆早年生活印象片考》，《文艺争鸣》，2014 早年的生活印记是安静自足的王安忆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也是我们解读王安忆及其文本的一个特殊视角。迁居上海、与家人相处、插队安徽五河农村、考入徐州文工团和搭上第五期文学讲习所的末班车,是王安忆早年生活中的几个重要节点,也是其诞生创作经验与艺术方式的关键时期。这些早年日常生活于平实琐碎之中呈现独特的戏剧性,于淡淡的忧伤中传递细腻的审美意蕴。它们多以一种个人化的方式,艺术地融入了王安忆丰硕的虚构之中。 二、创作视角研究： 儿童视角： 余敏：儿童视角里的水乡风情——试比较王安忆《上种红菱下种藕》与汪曾祺《受戒》的儿童叙述，《山花》，2014 儿童视角是小说叙事中一种特殊的叙述方式,在儿童视角下的世界,有别于成人视角下的世界,同时以儿童意识看待世界,无意中规避了成人意志的主体社会,儿童视角常常会造成叙述说明的空白。儿童虽然生活在成人世界,受到成人社会的环境、事件影响,但儿童仍然是缺乏成熟世界观的旁观者,无法判断事件发生的间接诱因和现象的本质,只能直观地叙述生活,正是这样的角度更能表现日常生活的常态,另一个角度从叙事中体验真实的生活,使故事叙述具有真实、亲切的感染力。 2女性视角： 徐伟：《失落的天堂——论王安忆笔下在寻求自我中失落的女性》，《战士文艺》 ，2014 王安忆的作品以女性的视角和话语窥探着女性细腻、曲折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历程,反映了女性对解放自我、寻求自我的种种探索。通过她们在寻求自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孤独、痛苦、挣扎和迷失,企图导向女性寻求自我走上和谐的两性文化道路。 邓满华：《以“边缘女性”书写为中心考察王安忆类型化写作》，《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以边缘女性的书写为考察中心,从情节的相似性、男性镜像观照模式、女性主体的象征性角度,概括了王安忆边缘女性的类型化塑造;从人性关怀和文化消费、符号化和个性化、此类到彼类的尝试三个角度,对王安忆的类型化创作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三、城乡描写研究： 城市： 钟媛：简论王安忆的“上海世界” ——从《长恨歌》到《天香》，《西南大学》，2014 王安忆是一个丰富多产的作家,在其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她总是不断地转变与创新,呈现出多样的创作风格,获得了不少成绩。尤其是她孜孜不倦地对上海进行书写,为我们展现了上海多样的风情风貌,自己也俨然成为了上海的形象代言人。本文以王安忆有关上海题材的小说为主要研究着眼点,以王安忆的特殊“历史观”为切入点,仔细分析在其历史观的关照下《长恨歌》、《富萍》、《天香》这几部上海书写的小说中的典型景观、日常生活情态、人物形象特征等,通过梳理,总结出王安忆上海书写的变化与清晰脉络,从而较为完整地呈现出王安忆所建构的“上海世界”。 蒋浩：《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文化》，《安徽大学》，2013 弄堂是中国市井社会的一个缩影,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书写,是其上海题材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王安忆看来,上海的芯子体现在弄堂生活中,弄堂的真实可感又唯独弄堂女性可以诠释,她通过对弄堂日常生活再加工,以弄堂女性的命运为载体,提取市井生活中的人类普遍的生存要义。王安忆以其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理性思考,超越弄堂中市井人生的琐碎与平庸,赋予弄堂文化以诗意的审美形态。王安忆小说中弄堂女性的塑造,是以她们的日常生活为基调,两性在弄堂这一文化空间内的和谐共生,使得文本呈现出一种温婉的状态,体现了稳固的人类生态,蕴涵着作者深刻的人文主义思考。 乡村： 刘雯文：《论王安忆笔下的乡村世界》，《名作欣赏》，2014 纵观王安忆触及乡村世界的小说,可将她笔下的乡村世界按创作时间以及内容特性分为三类:精神向度上的村庄(即寻根文学背景下的《小鲍庄》《大刘庄》);美好记忆中的村庄(即以知青记忆为蓝本的淮河岁月系列);现代理性审视下的村庄(即以江南小镇华舍镇为创作土壤的《上种红菱下种藕》等)。将它们进行这种分类也是由于具体时间背景下的文学创作思潮和作家本人主观原因导致了她笔下乡村世界的这种变迁。从微观来看,王安忆的乡村题材作品对她个人的创作是一个题材上的拓展,同时从整个文学史乡土文学宏观意义上来看也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存在。 陈江平：《乡村与城市的镜像表达——论王安忆的乡村书写与城市书写》，《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王安忆是一位具有乡村气质的城市女性作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不断营造城市和乡村两个书写空间,它们各自独立,又相互对照,二者互为镜像进行交替转换表达,确立了乡村书写和城市书写共同的民间温情叙事和底层普通人的人文关怀,充分显示了一个文学自觉者的对乡村与城市的文学想象力和对文学艺术的个性化追求。 四、比较研究： 孙绍荣：《张爱玲和王安忆小说中女性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