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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与水》中华环境观与水 中华民族亲近自然、 喜爱自然， 常挂在嘴边的“风水”、“水 土”等词汇，最通俗地概括出了中国人的传统环境意识。 中华 民族的环境观（俗称“风水”）既是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一道独特的中华文化景观。它源于人类追求 美好生活环境的理想，是中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 践中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风水 术实际上是集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 美学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 它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 。 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风水观念在其漫长的发展和传播 过程中难免与巫术发生联系，并染上了较为浓重的迷信色彩， 但其中蕴涵的科学合理内核至今仍显现出人类智慧的灵光。 在中华民族的环境观中， 水始终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 “风 水宝地”、 “山明水秀”、“林壑优美”、“山川吉秀”等形容环境美 的词句，无不流淌着水是生命之源、环境之母的旋律。 中华民族的环境观是伴随着社会进化的脚步在日积月 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 祖先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逐渐懂得了选择安全可靠而又 便于生产生活之环境的重要意义。 在上古时代， 人类便“择丘 陵而处”，“逐水而居”，选择临近水源而又避免水患的岗阜阶 地聚居。考古表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聚落遗址，均处 在背坡面水或河流湖泽边缘的地方。这种选址最鲜明的特点 就是靠近水源，其好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接近河流 水源，既便于生活用水，又利于“结网而渔”，依靠天然河湖 维持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二是处在河流的阶地上，既可 得肥田沃土之利，又可避洪涝灾害的侵袭；三是位于河流的 侧畔，可“刳木为舟”，以享水上的交通之利。 值得指出的是， 这些古代先民的聚居地大多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叠压，如河 南淇水沿岸某一地段的范围内，在 15 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 了 11 处新石器时代聚居地的遗址； 渭河甘肃段沿岸 70 公里 的范围内，也发现了 769 处先民聚居的遗址。原始人不仅择 水而居，也沿水而行。当原始人部落不断繁衍，人口增加， 原有的活动区域不能供应足够的食品，或遭遇自然灾害，便 会出现部族迁徙的情况。先民们在迁居时，一般都是沿河而 行，一来河谷的道路较容易行走，且不至于迷失方向；二来 利于沿途饮用水，不会有干渴之虞；三来有利于找到新的近 河居住地。上述情况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人类已具有了 明显的选择环境意识；而且在选择聚居地时，已充分考虑到 水的因素。 先人们能动地选择环境的情形，还可以从 一些史料上找到根据。史载，夏、商、周三代都城选择和人 们的活动范围都是以近河流、湖泊等水源地展开的。夏人大 约起源于山西西南部的汾河下游之地，后渡河南下，由豫西 迁豫东、 鲁西，北及冀南， 西至陕东， 足迹一直在黄河两岸。 商人起于东方，由始祖契至成汤，曾八次迁都，其足迹不出 今豫中以东，以及鲁西河济二水南北之地；汤之后至盘庚共 六次迁都，其活动区域不外乎在黄河下游两岸的豫、鲁以及 苏北、皖北一带。 周人则直接起源于陕西的泾水、 渭水流域， 以后向东扩展，才遍及整个黄淮地区。 关于周人迁徙的情况，可以从反映周代史实的我国第一 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找到清晰的印记。 《诗经·大雅·公 刘》叙述道：“笃公刘，于胥斯原……涉则在巘，复降在原。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 笃公刘， 既溥既长， 既景 （影）乃冈，相其阴阳， 观其流泉…… 邠居允荒。笃公刘，于邠斯馆……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 旅乃密（安） ，芮（水涯）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