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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费率市场化的利弊 辩论稿 A. 例证 从深圳的试点来看，费率浮动方案的实施是为了使费率水平与车辆风险状况相匹配，实现高风险车辆高费率、低风险车辆低费率，让大部分车主从中受益。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深圳市财产险保费收入68.7亿元，财产险赔付支出26.3亿元。据了解，今年3月至5月，深圳市车险的平均保单保费为4768.3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64％，其中个车单均保费4554.87元，同比下降6％，团车单均保费5376.23元，同比下降3.6％。相关人士表示，照此比例估算，此次车险费率改革仅在2021年即可为深圳车主节约保费支出约4亿元。 此前，市场普遍担心费率市场化后，将会出现保费下降、综合成本率上升、产险公司利润率减少的情形。根据深圳保监局公布的实际经营成果来看，实行新的费率浮动机制之后件均保费虽然下降了4.64%，但是综合赔付率却保持稳定，理赔数量降幅同比提高2.8%，特别是小额案件数量降幅明显，理赔费用有所降低，总体综合成本率维持稳定。 多位保险业研究人士表示，尽管很难断定费率市场化改革实现的具体时间表，但他们均认为费率市场化改革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对方据点） 许多保险公司人士认为，这次保监会下发《通知》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费率市场化。目前车险费率完全市场化所需的数据积累、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精算人才储备等条件都尚不具备，完全市场化仍然需要努力。 也有业内专家表示，现实中目前各家保险公司也是参考ABC三套产品（2021年车险市场改革时，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中国保监会批准的车险产品的三款统一条款，保险公司设计产品时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参考），自己制定具体条款和费率报批，各家公司之间早已存在差异。而目前实施的车险条款是经过20多年以来不断完善的，消费者基本需求已经包含，保险公司即使创新条款，空间也不是很大。 一家规模较小的保险公司负责人认为，此次启动改革，大公司在数据积累、成本控制、产品创新、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将掌握着市场定价能力，更多地受惠于改革；中小保险公司则在客户资源控制等方面存在不足，成本控制方面有压力。 我们按照博弈的想法,对可能出现的竞争情形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形,大公司定高价,小公司定低价。但监管部门似乎不会同意这种情形出现,因为小公司注定要亏损,这与监管部门的费率设置目标相违背。同时,从博弈的角度,预计大公司也会避免此种情形的出现。 第二种情形,大公司定低价,小公司也定低价。小公司注定亏损,或者退出市场,或者另谋他法。 第三种情形,大公司定中高价,小公司也定中高价。大公司有较高的利润,小公司则勉强盈利。 总结下来,大公司由于资金优势、规模效应下的成本优势和品牌优势,几乎处于不败之地,从监管、大公司和小公司三方博弈的角度来看,预计大公司和小公司也不会采取低价竞争策略,因此综合成本率不会有明显变化。如果再考虑电销渠道的竞争,小公司更是处于完全的劣势,因为电销初期的IT投入、广告投入等都不是小公司的规模可以充分负担的。 多家中小保险公司车险人士也因此希望政策能够进一步放开一些，比如在独立开发产品公司限定条件上更加宽松一些，让更多中小保险公司可以参与其中，这样大家就可以相对公平地竞争。 但是，也有人士认为，并不是越大的公司受益越大。（举例说明：如果目前费率市场化统一的是纯保费，而附加费率是视各家公司自身的费用水平确定的，那么具有规模优势的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和太保财险势必可以凭借费用控制上的天然优势，以及开发独立的保障更全面的条款和产品争取到更多的客户资源。） 实质：一方面，从《通知》中对具备独立开发权的保险公司的条件限定来看，并不是越大的保险公司就越满足这些条件；另一方面，大公司费率对整个行业的市场影响会比较大，监管方面也不会允许大公司在费率上低很多。相反，中小公司如果经营成本控制得好，或许更有优势。 从管控手段来看: 首先,车险条款和费率的审批权在监管机构手中。车险的条款和费率是审批制而不是备案制,监管部门对其认为不合理的费率有权不予审批。 第二,费率形成机制相对容易监管,监管部门只需监控附加费用率即可防止保费价格的恶性竞争。车险保费的定价基础:基础费率=纯保费×(1+附加费用率)。如果行业规定了纯风险保费,那么各家公司有权限调整的只有附加费用率,因此,监管机构只需监控附加费用率情况就可以判断各家公司的基础保费是否设定合理。例如,如果出现小公司的附加费用率明显低于大公司的附加费用率,监管机构就会知道小公司出于竞争而设定了过低的费率。 第三,依托商业车险信息平台,预计审批后的费率将能得到严格执行。商业车险信息平